“五一”前夕，天津作家肖克凡风尘仆仆地赶往重庆全国书市签售新作《机器》。这部长篇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也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十一五”规划项目——大风长篇原创丛书力推的作品。

    《机器》从抗日战争、中国现代工业初期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一个三条石（天津一条工厂密集的大街——编者注）的老厂的学徒和一个东洋纱厂的普通女工，由于偶然的机缘结为夫妻，在新中国双双被评为劳动模范。但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们的劳模称号却成为人们攻击的目标，劳模妻子牟棉花一辈子没做过好妻子、好母亲，劳模丈夫王金炳连换八个单位都是从事管理仓库的工作，他们的子女也因为父母劳模的称号受到冲击。随着新时期的来临，他们的生活褪去了传奇色彩，而他们的子女却成为天然的继承者，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精英。

    1970年，16岁的肖克凡初中毕业，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当工人。“当时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地位高而且为人所羡慕。我能进工厂在旁人看来是非常好的运气。”在工厂的六年经历对肖克凡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文化荒漠”的时代，工友们下班后打扑克、休息、吸烟、洗工作服的时候，肖克凡就利用这个间隙偷偷地读《唐诗三百首》和《宋词选》，读巴尔扎克、普希金和狄更斯。

    “我的师傅们大多就是天津三条石厂的老工人”，因此肖克凡的笔下还带着那个时代的浓厚色彩。小说中一处描写道，退休后的王金炳，为了给住院回家的妻子牟棉花准备一顿丰盛的饭菜，走进由废弃的工厂库房改建的菜市场。当了一辈子仓库保管员的王金炳，眼里是黄瓜、西红柿、芹菜、辣椒、茄子，脑子里却是卡座、线圈、拨叉、端盖，气定神闲的王金炳全然不理会摊主的挖苦，却考证出摊位上的冬瓜占据的正是当年存放漆包线的地方，“（他）鼻子嗅到了从前的味道。”

    这样看似中了魔怔的人物在这个六口之家的劳模家庭中却不足为奇。肖克凡解释道，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认为这样的劳模迂腐甚至是愚蠢，但历史上曾经有很多这样的工人真实地存在过。劳模的辉煌时期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甚至延续到80年代。“‘铁姑娘’这个说法，恐怕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来历吧？”肖克凡笑道，“这是指十七八岁的姑娘，也不谈恋爱，工作时主动加班加点，下班了还在工作岗位上呆着。这对现代人来说根本是不可思议的，而在50年代到70年代，像牟棉花、王凤这样为了追求产量，在工作期间不喝水不上厕所不休息的‘铁姑娘’并不少见。”

    在当工人的日子里，肖克凡还接触到当时厂里一些接受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如日语翻译专家、教授、白鸣岐那样的资本家等。“三条石厂的老东家，被打倒的资本家白鸣岐的原型，当时就在厂子里烧煤炉。他总是低着头拉煤，和谁都不说话，他的故事都是我听老工人们说的。”肖克凡特别留心白鸣岐那样的人物，在当时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作家有一种天赋，会特别注意生活中的细节。”

    评论家认为，市场经济使工业题材风光不再，工人的形象也悄然退隐到文学的边缘地带。《机器》是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缺少力作、缺失多年后出现的令人喜悦的创作成果。

    为了写作，肖克凡走访了许多工矿企业和各个年龄段的工人。“我关注的比较多的还是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他们是无法概括的一群。”肖克凡接触的众多下岗工人并没有被生活打倒，他们放下手中的钳子，推起小推车、卖起茶鸡蛋，生活还在继续。他印象很深的是一对工人夫妇，“他们一个月的收入合在一起也不足一千元，还要供养孩子上大学，但他们仍然很乐观，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坚忍的精神，是坚忍而不是坚韧。这在工人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体制的变化造成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工人确实是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但在我采访老工人、老工程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的精神信仰没有发生变化。”

    谈到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难，肖克凡认为大学生轻视劳动是不可取的，“虽然现在劳动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在外企和私企是不讲工人主人翁地位的，螺丝钉精神的提法也少了，但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生价值仍然应该是人生的基本态度”，“即使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劳动最光荣。”

    肖克凡感触颇深地提到，在采访过程中他注意到，像《机器》中王建设那样的人物即使在股份制公司里也是很多的，“他们拥有先进的技术但不事声张，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样的工人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曾经写下“最后”系列（《最后一座工厂》和《最后一个工人》的肖克凡认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已经不可复现，“我愿意做历史的记录者，我要把这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曾经的他们是如何生存的，以及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