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还想业余时间继续劳伦斯翻译和研究，经常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图书馆，很是吃不消。便梦想有一批自己的劳伦斯藏书。每月100元的工资，一分外币没有，但似乎冥冥中我是有贵人相助的。1985年，我被派去澳大利亚开一个文学会议，会上结识了澳大利亚某出版社的发行经理，作为“外国发言人”，我获得一册该社的出版目录，允许我挑几本我感兴趣的书作为礼物送我。我就煞费苦心地斟酌着在一长串劳伦斯作品中筛选了几本重要作品打了勾。就这样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劳伦斯基本藏书。

    在这次会上，我还认识了西澳师范大学讲师坎先生，他就像导师和大哥一样关心我，给我讲他的国，他的家，讲文学，讲劳伦斯，带我到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淘书。他还慷慨地从自己书架上拿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送给我。12年后坎哥又帮我斡旋，使我获得大学的邀请去做访问研究员，这次我已工作了十几年，便狠逛一手和二手书店，越洋背回不少书来。有这么一位洋哥哥帮忙，我的基本书目算是很充足了。可惜，坎哥英年早逝，去时才50多岁，我在阴雨霏霏的诺丁汉收到了坎嫂洒满泪水的刊有悼词的报纸。

    另一个贵人是弗雷泽先生，是我在德国国际青年图书馆年会上认识的，他是美国新泽西一位大学图书馆馆长。闲聊中知道我的劳伦斯兴趣，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给我寄来图书馆下架的旧书，多是些研究类的理论书，虽然在美国是“过期”书，但对我来说作翻译参考仍是雪中送炭。那些用专门的软包装信封包裹的书每次从美国寄来，都是我的一次节日。弗雷泽教授，我永远感谢你。

    还有一本特殊的劳伦斯的书不能不提，那是一位前苏联的教授给我的，在苏联出版的英文版《虹》。

    记得刚开始做劳伦斯论文时就听说北大一位研究劳伦斯的研究生，他的论文被“枪毙”，此人至少当年没拿到学位，便不寒而栗起来。我想引用一些马列观点的文章，但那时全国只发表了一篇劳伦斯研究的论文。于是想到了苏联人的著作，居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一本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授米哈尔斯卡娅写的一本20世纪初的英国文学史话，书名是《英国小说的发展道路1920~1930》，里面有长长的一章谈劳伦斯。便如获至宝，心想这下我的论文可算是有马列观点了，绝对能通过，便把几段重要的文字翻译成英文引用在论文里。

    80年代初写劳伦斯的研究文章能借用苏联人的马列观点不仅能给论文“保驾护航”，也算是劳伦斯研究方面的一个新鲜点。我翻译了米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忍不住写信给她，看她还有什么高论发表，顺便告诉她我在翻译《虹》。米教授很高兴地回信，并出乎意料地寄给我一本苏联出版的英文版《虹》。我如获至宝，因为那时英美还没有出版《虹》的英文注释本，这本俄文注释本里的注解就帮了我大忙，有不明白处，就直接从俄文翻译过来，算是较圆满地完成了这本劳伦斯名著的翻译。1988年，我从德国回国，坐火车路过莫斯科，顺便去列宁师范学院拜访了米教授。她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那么雍容大度，但仍然看得出年轻时绝对是一个俄罗斯大美女。

    这些年间，出国的老同学们都会捎书给我，结果有的书目都重了，自己出国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偏僻的小书店淘些二手书，每次都是满载而归。现在我们又有了双币信用卡，能在欧美的网上书店淘旧书或买急需的新书，我的劳伦斯图书馆就基本建立起来了，不用跑图书馆了。

    翻翻这些来之不易的书，很是感慨，从那么穷的年代开始，我居然一本一本地攒了那么多劳伦斯专业的书，几乎每本都让我想起人缘和书缘曾这样那样地交织，每本书里都蕴涵着人气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