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以一个情色事件作为开端。情爱观念保守的“师兄”姚从新，在网上结识了一个希望以出卖肉体换取完成学业的女大学生。出于道德感，师兄决定施以援手。可以说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在桃花暧昧的底色下贯穿了道德救赎的沉重命题。随着情节的展开，小说还触及了游戏感情、学术腐败、权力寻租等一系列高校中存在的问题。与《桃李》中人物不予抵抗地滑向深渊不同，在《桃花》中张者探讨了知识分子坚守道德底线的可能。

    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在人物行为的处理上，《桃李》和《桃花》都是对应的。但张者认为，从内含上看《桃李》是放纵的，《桃花》却是收敛的，“毕竟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桃花》中的方正教授最终并没有走上邵景文的旧路。”对于这一转变，他的解释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

    《桃李》和《桃花》关注的都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张者感觉“现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还是少了”。他认为，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化中的精英分子，知识分子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的重要方面，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如经济学家风头依然很足，但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逐渐被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知识分子内部也会滋生腐败，也会迷失自我。而我思考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的问题，或者说，每个人心中都当有底线，否则必然会走向毁灭和迷失。”何为知识分子的底线？张者的观点是，在小说中，姚从新师兄对待感情的专一，方正教授对职业操守的坚持都是一种底线。

    而张者也在思考着矛盾的另一方面，《桃花》写了知识分子的底线坚守，而这种坚守有时候显得荒诞甚至可笑。“他们已从《桃李》中的全面陷落回归到社会良知与正义的化身。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兄的爱情坚守与方正先生人格操守的维护，却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遭到无情的唾弃与嘲讽，他们成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活跃在小说中的仍然是一群研究生和他们的“老板”。在《桃花》的新书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称张者的小说表现了“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张者解释，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人的心态、心理、状态也进入到了后青春期。一群大男大女都已过了适婚年龄，本当成家立业，却仍在校园里埋首经卷，难免苦闷，烦躁，“他们是一群要抓住青春尾巴的人”。

    张者1984年进入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获法律学硕士学位，十几年来对这种后青春期的心态有很深的感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尴尬也是我的尴尬，他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他们的思考也是我的思考，他们的无奈也是我的无奈。”而这十几年间高校的急剧变化，张者也是感触良多。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张者在北大读研究生期间，正是人文精神讨论如火如荼之时。当时旁听了全部中文系课程的张者，至今无法忘记那个时代在北大造成的灼热。“其时，改革开放已进行了近20年，商品经济占据了上风，文学在校园在社会都被迅速边缘化，知识分子的地位也有了升降的变化。”听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课总是让他感到心中沉重，钱理群在课堂上讲鲁迅，讲人文精神的缺失，以至到了“如泣如诉”的程度。坐在教室里的“编外学生”张者也是听得心中激动，竟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听钱理群老师在课上谈论人文精神，人处其中难免浑然忘俗，这时已经具有一种宗教的色彩了。”

    张者小说中的校园生活描写很多就来自于在北大的学习生活，包括《桃花》主人公姚从新的原型就是他的同学。他当时与这位师兄为争论一个问题，可以耗去一个下午，连碗都不洗。“开始时是一大群人唇枪舌剑，后来就剩了我们两个。再后来我累了，躺到上铺去了，师兄还站在床头和我继续争辩。”张者感叹当时的那些争论对后来帮助他打开思路、避免钻牛角尖大为有益，“北大自然地有一种大气”。

    张者的成名作《桃李》也是孕育于北大。当时的他创作信心并不足，因此以中篇的形式向外投稿，张者笑称没想到这一年的“收成”这么好，他接连在《收获》和《人民文学》上发了五个头条，如桃花一般走红并引起文学界关注，“当时有人批评我用中篇连缀成长篇，其实我恰恰是把长篇分成若干中篇发表的。”

    张者现为重庆市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可以自由地写作，他很满意现在的状态。他正在准备第三部《桃红》的写作，“正在酝酿的这部小说将更多地关注女性，可能会以‘师妹’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