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是文学批评界的前辈，元老级人物。我最早知道雷达的名字，是1994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组织一干人等到某炮兵营，开一个年轻战士的作品研讨会。事隔多年我仍记得雷达的发言。他在给予较高评价之外，说到有些部分还很稚嫩，“还停留在素材阶段”——“还停留在素材阶段”，这话说得多专业，多有趣。推而广之，当下许多文艺作品，如果仅仅平移生活，提炼不够、萃取不精，成为照相式的截取或者日记式的笔录，其实全在素材阶段，或者永远停留在素材阶段。我认为这也是评判文艺作品高下的分界。

    还有一次在文采阁开会，一个颇有声名的女作家迟到了，径直走到主席台雷达旁边坐下。我旁边一老一少两位文人耳语。老者道：这谁呀？这么自信。少者道：这是谁谁谁。她怎么能坐在雷达旁边呢——人家雷达多少年了。

    雷达在研讨会上说话，基本上是肯说些实话的。会上各种调门都有。有些好话听起来，基本属于没有迂回、也没有技术含量的吹捧，算是恋爱中鼻子碰鼻子的直吻。钱钟书说，奉承与恋爱一样，都是不能有旁人在场的。但我们这些人开会听多了，变得十分麻木，没有什么恶心感。雷达说话，我还是乐意认真听一听的。他对作品的鼓励当然也有，但话里的骨头也是有的——虽然话说得婉转，有充分的技术含量，且由于各种场面见多识广，熟知拿捏针灸的分寸，但毕竟，棉布包裹的石头还是石头，经过处理的实话还是实话，那些话未必中听。按他自己的话说，忍着忍着，还是忍不住，要说出来。如果说这是基于批评家的良知和责任，未免过于高远。这或许又是基于传统文化、地方风物的熏染——西北人到底是直性子，有股硬朗蛮强之气，所谓本性使然。虽然这些场合，说昏话并没有人追究，又买好，又有人情。当面说实话，还是需要勇气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雷达德高望重，盔甲包裹，不露真相。有一次开会之余大家玩保龄球，正巧与雷达一个球道。按规矩，一人打毕，大家击掌以示祝贺，真的假的都说，太好了太好了。恰有一位打成“双沟大曲”，灰头土脸地下来，雷达笑道，太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边做幸灾乐祸状。又四顾道，其实你们都这么想的，就是不说罢了。我看此雷达与彼雷达反差很大，叫他“老顽童周伯通”。这次玩笑成为以后交流的一个开端，时常给他打个电话问政。后来他说起那次打保龄球，进一步引申道，其实一个人对于没有和自己形成竞争之势的对手，都是宽容的，友善的，乐于援助的。但一旦发现对自己形成威胁，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人性。所以，你不要对他人抱有太大的期望。退到最后，其实还是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他话越说到后来，越显得语重心长。

    这让我想起，我的一篇小说《起风了》中有一个情节：出租司机图省事，把她放到了二环路内侧的边缘上。那天过街天桥恰恰封闭了重修，来来往往全是晃眼的车辆。她也不知道怎样到了这么一种境地……远远近近有许多人，广告牌上闪亮着“人文关怀”的标语，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都与她咫尺天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她……雷达在研讨会上评价道：“生活中不是有很多次，我们被人放在了二环路上吗？”话说得轻松，却让我窥见了他对人性的悲观。

    其实他的内心是向往自由的、散漫的、随性的、童心童趣的、口无遮拦的。但他像很多人一样，在江湖行走，难得有放松的一刻。最近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读书”。大意是：因为搞评论，现在读的书都是必须读的、却不愿读的书。“我更怀念在图书馆，斜靠在房间一角读书，或者累了，伸个懒腰，左右看看，图书馆要关门了，人都走空了的那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