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重庆获得“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一事在媒体的曝光不少。早在4月，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就透露，国家发改委已原则同意在重庆设立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并将在6月18日重庆直辖10周年时，正式对外宣布这个决定，作为中央政府送给重庆市的一份大礼。

    据有关人士透露，当重庆市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也可以成立像浦东发展银行这样的全国性银行，为重庆发展筹集资金；中央还将允许重庆发放建设债券，重庆更多的企业将上市。总之，中央将会给予重庆一整套的政策支持。

    据了解，各地争取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竞争激烈。在今年两会期间，包括湖北的武汉、河南的郑州、广西等在内，全国有10多个省市向中央提出申请，争取成为国家综改试点。各个地方都很明白，如果成为试验区，就能获得中央特殊的政策和资金。

    从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变化来看，靠特殊的政策来谋求发展的优势正在淡化。作为经济特区的代表，深圳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特区也有不特的一天。此外，中国加入WTO以来，特殊优惠政策在逐步取消（最典型的是两税合一），国内统一市场也在逐步建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特殊政策的作用还有那么大吗？

    笔者的判断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形势复杂的国家，不能对统一市场的建立过于乐观。伴随着区域经济差异的“梯度”，各种优惠政策也呈现出不同的梯度差异。换句话说，就中国整体而言，特殊政策的特殊作用仍将长期存在。

    改革至今，中国有过不同的“特区”阶段：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深圳经济特区，90年代出现上海浦东新区，进入21世纪有渤海新区。到目前为止，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也建立了两个——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尤其是后者的开放力度更大，连目前极为敏感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可以在滨海新区进行试点。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城乡统筹发展综合试验区”与浦东与滨海新区都不相同，它是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央对重庆发展的另一种期待——希望重庆通过发展大城市来带动落后的大农村，包括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推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等。

    实际上，上述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中央目前遇到的难题。中央之所以一边在取消优惠政策，一边还在给特殊优惠政策，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试点的路子来控制风险，把不宜在全国推出的政策，放在配套试验区里先搞，既能够解决一些地方发展面临的问题，又能够控制政策失败的风险。二是下放改革创新的权力。改革到了今天，中央现在不会事事都自上而下推动，尤其是在局部改革的设计上。于是，干脆在地方划个圈，让地方政府去做，去进行制度创新。

    从国内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政策安排来看，特殊政策的影响力还会长期存在，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竞争的目标。中央不需多大的具体投入，就能通过政策之剑来刺激经济发展。（作者为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