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结构上，《小世界》有着很强的故事性和戏剧性，悬念和巧合用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怕留下编造的痕迹。但由于人物性格、心理上的真实，人们对于这种情节上的巧合也就一笑了之，不予细究，有时还会觉得作者很聪明，亏他编得出。而《围城》基本上是直线发展，不作太多故事上的编织，给予读者的是很自然的人生铺展，其好处是真实，缺点则是容易让人疲劳，但同样由于人物写得生动，更由于那讽刺的刀笔时时出人意料，便使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这就把情节上的弱点轻轻地掩过去了。

    在叙述的语言上，或者说，在讽刺的运用上，二者也是不同的。戴维·洛奇更多地是通过人物对话和故事本身，来实现他的讽刺。虽然文中也有心理分析，但直接体现在他的叙述和分析上的讽刺与幽默，其实并不多。大概，只有正文前面的“引子”部分，那近千字的篇幅，算得上是由作者直接出面的讽刺文字吧：

    由王家湘译成中文的《小世界》，的确很像钱钟书的《围城》。在《围城》里，作者不仅在人物的对话与动作中悄悄地布下讽刺的意味，更在描述中发挥了与众不同的笔墨意趣，冷嘲热讽，嬉笑夸张，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时而如显微镜探入心灵暗部，时而又以长焦距展示让当事人避之不及的真相，令人忍俊不禁地发现，那一笔笔的写法总在自己意料之外。所以《围城》的叙述文字，本身都精辟耐读，充满神来之笔。

    钱钟书的写法，可能和中国画的追求笔墨趣味有点暗合。现当代的作家中，还有一位周立波，也在叙述文字上有这种时时忍不住要发挥一下愉悦的俏皮的风致，他后期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等，多有此种奇趣。但话要说回来：第一，这种笔墨趣味不能离开内容，不然就成卖弄，还会一再打断情节的进程；第二，这种笔墨须与作者本人的性情十分吻合，它只能是这一作者灵性的自然流露，生硬模仿，盲目照搬，必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猫。吴冠中先生批评中国画家中有离开作品内容单纯追求笔墨趣味的倾向，他称此为：“笔墨等于零。”这样的批评，移用于对钱钟书式的文字的模仿，倒是十分贴切的。

    钱钟书的笔墨不能学，相反，戴维·洛奇的写法倒是可学的。这并不奇怪，从来的文学，都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李白不可学，杜甫则可学，而后者决不低于前者。从这个角度说，我相信，《小世界》的重新翻译出版并作大面积推广，对于中国的讽刺小说的发展，定当大有裨益。为此，我对此书的译者和出版者，表示真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