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有一支身穿前苏联军装、胸佩卫国战争勋章、腰别皮手枪套的合唱团，他们前往各个餐台，为顾客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等前苏联歌曲。他们英姿飒爽、意志高昂，每点一首歌，收费人民币50元。

    我问酒保，这些上了年纪的欧洲人从哪儿来，酒保很不屑地说：“你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他们都曾经是苏联的著名歌唱家，获得过‘人民演员’的称号。苏联解体后，他们在国内生活得不大好，就来到我们餐厅表演。”

    “他们竟是前苏联的艺术家！”我这时想点一首《三套车》，却被友人制止了。友人说，“我们没有资格只花50块钱，就让这些艺术家给我们唱歌。”

    我低头吃饭，这支合唱团却围着邻桌高唱起了《喀秋莎》，人们欢娱地手舞足蹈着，兴奋异常。那一排排整齐的勋章，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有点刺痛我的眼睛，也刺痛了我的心灵。

    我不由得想起了刚刚去世的叶利钦。这位被西方世界看作是“俄罗斯民主之父”的前总统先生，在普通民众看来，却未必是完美的。

    国内有媒体派记者前往莫斯科报道叶利钦的葬礼，一位60多岁的退休教授对中国记者说，“我一直就不喜欢他，他毁了我们的生活，他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退休金是多少？我的退休金是多少？这就是他所说的民主吗？”另一位4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告诉中国记者，“我是不会参加他的葬礼的，让那些想去的人去参加吧！我还要生活！”

    在我看来，乌克兰餐厅的人民演员们，60多岁的退休教授，生活窘迫的莫斯科街头的出租车司机，在国家风雨飘摇、社会激烈动荡之后，他们的境遇是一样的。

    出租车司机失去的，是国家的给养、稳定的收入、不错的福利；人民演员和退休教授失去的，则是国家的认可、体面的身份、优雅的生活。当国家都不存在了，国家对个人的认可、奖励、承诺，顿时灰飞烟灭。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叶利钦去世后，人们对他毁誉参半的原因。

    作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他的“休克疗法”拯救了俄罗斯经济。现在，在某些领域，俄罗斯又能同美国抗衡。但是，“休克疗法”的受益人，是俄罗斯一个个日渐跋扈的媒体大亨、石油巨子、金融寡头，它戕害的，恰恰是最没有能力应变社会动荡的普通民众。

    历史无法重演，我也没有能力设计出一个比“休克疗法”更有效的改革方案，令俄罗斯民众承担更少的代价。但是，任何社会的变革或改革，都不应由普通民众来承受代价。改革者至少应做到，瞻前顾后、广采众议，以把对民生的损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