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普通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大约1600人的名字，这些人，绝大多数没有见过本子的主人，却不妨碍他们把一笔笔汇款寄到他的手中。这些钱加上利息达到了52万元，已经让155名贫困生受益。

    笔记本已经很破旧，如果不是几根发黄的纱线在吃力维系着，封页和封底早就分家了。文非舍不得换掉它，当初他发起成立白云乡扶贫助学基金会时，特意在新华书店各式各样的笔记本中选中了这一本，笔记本的封面上写有“真我”两个字，如今已跟随了他14年。

    在文非看来，只有“真我”二字才能反映自己的价值观和扶贫助学的真诚。今年77岁的文非家在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曾经是志愿军战士、老师、乡联校校长，但很多人更愿意戏称他为“丐帮帮主”。文帮主四处募捐，理直气壮：“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穷孩子，就算热脸贴冷屁股，也没什么。”

    文非很体会捐助者的心思，“捐款者最怕花钱养蛀虫，我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就是想请外界放心，他们捐的每一分钱都会花在贫困生身上。”

    有村民不相信，“没得好处，你干什么？”

    老人吐出一串烟圈，朗声笑道，“人们对我的怀疑，只有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再多的解释也等于零。”

    今年春节，白云乡三所学校的负责人来给文非拜年，带来800元的慰问金。老人推辞不掉，返身从卧室里拿来收据，以学校的名义把这笔钱捐给了基金会。“他们觉得我这样做太过分了，但不这样做，我于心不安啦。”这些年，他把得到的各种奖金3900元全都纳入了捐款收入，此外，自己还搭进去1万多元。

    如何管理这笔钱，文非动了一番脑筋。文非的卧室里有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一叠叠用报纸包好的各种票据。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腾起一股灰尘，“你看看，每一年的收支票据和明细表都在这里”。每年他会把收支明细表打印几份，分交给县里的有关部门，请他们审计监督。

    石门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易继顺表示“对文老师比较放心”，因为基金会对资金的管理很规范，每一笔捐款和开支都是公开的。

    基金会有会计、出纳和财务监管，由不同的人担任。文非是会长兼出纳。每一笔开支，需要基金会的9个人签字同意，能够报销的活动开支，仅限于“邮资、电话费、部分车费和打印费。”

    记者随便挑了一份经费账目表，是2004年6月至2005年6月份的收支情况。这个年度的总支出为14265.9元，其中助学开支为13362元，电话费、车费和邮资分别为571.9元、218元和106元，还有一项开支为“其他：8元。”

    对于每一笔捐款，基金会都会开出收据，随同一份感谢信、爱心简报寄给本人。爱心简报已经编印了127期，上面记录的都是各位捐款者的“助学情”。

    娄可华是北京大兴二中的老师，她在《中国教师报》上看到了文非的事迹，觉得“一个70多岁的老人还在为孩子们奔波，很不容易”，便从2003年开始每年捐款1200元。“我对文老师很放心。”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每次都会准时收到基金会寄来的收据、信件，受捐赠的孩子也多次给她打来电话，孩子的母亲还给她织了一双拖鞋。

    江苏省经贸委一位主任在2003年对口资助了一个孩子3400元。两年后，他给文非打来电话说：“你们对捐款落实得很好，我再捐2800元。”

    收到对口资助的款项后，基金会和学校都会出具收据，班主任、学生和家长必须在上面签名，附上电话，然后把收据邮寄给捐款人。

    文非对“很多人就是对捐款不放心”这点深有体会。1994年，他花了3天时间走访了石门县的6个乡联校，只募集到24.5元。回家的路上，他写了一首诗：“募捐助学走他乡，笑对冷眼心坦荡；希望工程千秋业，岂能皱眉计短长。”

    文非小学时有过3次失学的经历，那种“前途、理想什么都没有了”的感觉让他一直铭刻在心，他说那是最痛苦的时候。由此，他对穷孩子无形中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他收集各种贫困生努力成才的故事，编成三期《磨砺集》，印发600册，免费送给被资助的学生，鼓励他们“立志成才”。

    他常常想起抗美援朝时一位战友在临死前的遗言：“我这一生能为我的祖国、我的妻女死在这个地方，我心甘情愿。”老人说，这场战争，让他明白了为正义做出牺牲是值得的。扶贫助学的过程，让他觉得如同一场需要付出牺牲的战斗。

    他做过35年的中小学老师、乡联校校长，在退休的第3年即1993年，他决心办一个扶贫助学基金会。当时，央视以《奠基工程的呼唤》报道了他所在的乡的教育状况。家长的哭诉、失学儿童面对镜头木然的表情和主持人动情的呼吁震撼了他。

    这一年5月10日,在21位离退休教师的支持下，文非向县里提出申请，希望“募集一批资金，每年以其利息资助贫困学生。”

    他从县招商局弄来一份石门县在外工作人员名单，向其中的部分白云乡籍人士发出了募捐启事，“我们深信救了这些孩子的现在，就是救了他们的将来；帮了他们这几年，就是帮了他们一辈子。”至今，这页薄薄的纸已经送出了5000多份。

    从1995年开始，基金会陆续在大庆、南京、旧金山、上海、乌鲁木齐和广州等地设立了募捐点，由文非最信得过的同学、学生或朋友担任那里的发起人。这6个点募集到的资金已接近18万元。

    苏群和文非同龄，是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1996年下半年，这位祖籍白云乡的教授接到募捐启事后，开始与文非合作。他一家人先后捐款1．9万元，并为基金会募集资金11万多元。他说：“是文非老师的精神感动了我，在农村有这样一个校长，确实难得。”

    “有这么一个老人站出来帮助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龚越（化名）在电话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像爷爷一样亲切”的文非帮助了他。龚越如今是湖南大学的一名国防生，在初二时，父亲曾为供他上学偷偷卖血，当他打算退学的时候，基金会向他提供了每年600元的资助。如今，基金会每年还给他提供1000元的无息贷款。按照基金会的规定，对9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无偿提供资助；对于高中及大学里的贫困生，则提供无息贷款，“待学成就业后偿还，以助更多的贫困生入学。”

    文非希望这个基金会能子子孙孙延续下去。如今，每年靠利息能基本满足助学的需要。

    基金会有30万元的余款，如果存在银行，他算了一下：每年只有六七千元的利息。他们把钱借给一些信得过的“公家单位”，如学校、县房地产管理局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每年能得到利息2．4万元。每笔借款在两年内必须归还，利息一年一结算，“还没出过大问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民间放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据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白云乡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放贷利率为8‰，只是略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而且其利息依然用于扶贫助学，没有挪作它用，不属于违规操作。）

    一些搞房地产开发的私人老板也找文非，许诺给基金会一套办公室、一台电脑或者给他配一部手机，被他拒绝了，“这些人风险最高，不能借”。

    扶贫助学14年，每到一个地方募捐，文非都要通过熟人介绍，“不然很难”。他觉得最热心的还是那些普通百姓。白云乡有一位叫朱贤的年轻矿工，每月只有七八百元的收入，近4年来，他在每年12月份会提着一份蛋糕送来500元的捐款。他很诚恳地对老人说：“这种钱，我借钱也要捐，我不捐，心理上会觉得欠你一笔账。”

    相比之下，文非眼中的一位“高官”却显得吝啬。文非有一个学生是湖南省某厅的处长，他给这名学生至少寄去了5封募捐信，但没有回音。处长后来对他说：“普及9年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事，你何必管闲事？”文非摇了摇头，轻轻的吐出几个字：“我叫他铁公鸡。”文非对“有些官员搞一点，一两百块钱”的捐助很不满意，“还有一类官员，以单位的名义捐款，但个人一分钱也不出。”

    文非现在住的房子是上世纪40年代建的木房子，位于绿树掩映的山坡上。用石块垒成的围墙里，长着一棵高大的柚子树，树的上端用电线绑着一个锈迹斑斑的篮球筐，这位70多岁的老人有时会和村里的孩子在这个篮筐下争抢着投球。

    除了一台25英寸的电视机，文非家中的摆设似乎还停留在上个世纪70年代，特别是厕所，位于两个猪栏之间，由几块木板简单搭成。

    文非说：“我的吃穿住最简单，但是有两个方面不能简单，一是募款，一是学习。”

    这个看起来比实际年龄精力充沛的老人，每个周末会给村里的孩子补习英语。每天，他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学习外语，并坚持收看央视的英语频道，很多常用词“都能听懂。”

    在记者的要求下，老人拿起一本《小学生英语日记起步》，清清喉咙读了起来：“I live in a small village，my house is at the head of the village．”读后仰头大笑，连连说：“班门弄斧，班门弄斧。”

    5月25日下午，记者离开老人家时，他站在山头目送，不停地挥手，嘴里喊着：“别忘了把我的愿望写上去哦。”

    老人的愿望是，如果全国的每个乡镇都能有这样一个扶贫助学基金会，“国家可以减轻很多负担，很多贫困生就会有希望”，不过“要把资金严格管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