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明大师福建人，说话福建口音。南方人而板寸，既显干练，又显斯文，且将这两种相左的气质和谐统一于一身。其人早年留学英国，温文有礼，博文强记，做学问理性而刻苦，是一个天生的理论家。他研究先锋派文学思潮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多年，《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后现代的间隙》几个大活儿下来，地位稳固，理论界还是很认他的。他在生活中的学术化口吻是常态，即使获《南方都市报》“传媒大奖”这样时髦的奖项，上台讲话时仍然那么学术化味道。他现正在努力完成马拉松一样的《德里达》专著并且进入冲刺阶段。因而每次谈话他都会深恶痛绝地谈到“那本该死的《德里达》”！

    我以前见他不怎么敢说话，偶有寒喧总是谈到共同认识的徐小斌。我称赞小斌的魅力，他也称赞，后来变成比着称赞。但是称赞了三五轮之后就空白了称赞对象，陷入沉默，因为只共同熟悉这一个人。我想是因为他在理论的深海里潜泳，我在新闻的浮浪中打滚，彼此相隔，很难都找到谈话的突破口。忽有一次开会，他对我说起：女性写东西应该“狠”一点！我想理论家都是干大活的人，纵观当代女性写作的地图，又能够力举文字经典的千钧，当然嫌女性写作者成天情情爱爱，不够力度。

    “那帮家伙写东西是很狠的”。当时他好像举了韩东、荆歌的名字。我辩解说女性对于心理的描述比男性具有天生优势。基于兴趣和所能，我着迷于那些大时代的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发生在内心的惊心动魄，我总是期待当下的小说能够记录它们——当然不是通过报告文学。我以为报告文学是男性的，小说是女性的。生活的惯性，使得任何事件都显得稀松平常，惊险往往隐藏于皮肉包裹的内心深部。我很希望在文字的部署中，不动声色地完成一项由表及里的偷窥与探视。他认真地听了后说，你有没有设想这样一个情节：一个人努力跨越一道壕沟，但是怎么也跨越不过去——这成为他心理的陷阱。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却想起上世纪70年代《青松岭》中那匹受惊的马。它一到青松岭、看见那棵老榆树的深刻斑痕就惊觉狂奔——那即类同于他所说的心理陷阱吧。那一次关于心理陷阱的交流，使我觉得跟不食人间烟火的理论家也还可以说说话的。

    晓明大师在人群中既不高调、也不低调，调子适中，为人随和，兴趣点专注于学术，因而跟大部分人都可以成为朋友。他说话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常常是焦虑、解构、暧昧、表意、叙事、想象和“后”，那些都是他理论之深海溅出的水星儿。在任何研讨会上，他都会很自然地将作品嵌入他的理论框架，作为他的“后”理论的例子。这就是理论家，因为理论家的理论无边大，绝不会局限于一部作品说作品，而是把它抓过来放入理论的框架。他发言、讲话、寒暄、调侃都潇洒和松弛，但内力还是用在学术的刀刃上的。后来他出场的时候少了，主要是他为了节省时间，一心一意钻到理论的沟壑里以致不能自拔。

    与晓名大师偶有邮件往来，他鼓励我应该多观察和学习，同时加强体育锻炼，也推荐最近该读什么书之类。这些邮件既有趣又有指导意义，每隔段时间就有一两封，它们成为我生活中的趣味，像沙漠里的一点绿色。有段时间我读了一些“文革”的书，联系现实中所见所感，跟他说起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我看来，矛盾并非仅是矛和盾那么单纯。矛盾是水面下的冰山，是多种力量较量的表层反映，当然也会掺杂理念之争、路线之争。我也跟他谈到，在政治、文人、权力角逐高度集中的矛盾纠集里，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多种成因、多种力量，也有多种态度和多种嘴脸。我甚至悲观地觉得，如果现在再有一场“文革”，仍然会有红卫兵、革委会主任和逍遥派。他还是专注于学术研究，对矛盾没有兴趣。因而大而化之，只简单指导两个字：“不理”。他是真的不理，尽量减少矛和盾的力量耗损，难得糊涂，所谓“大拙破大巧”。我想他这样的人在任何矛盾的时候都是属于逍遥派的，有巧也有拙，只是不轻易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