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北京总规修编的成果开始向公众展示。在北京的定位中赫然出现了“宜居城市”的字样。2005年7月下旬，在全国城市规划修编工作会议上，北京建设宜居城市的思路开始作为经验，由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向全国部署。

    “经过我们对国内人均GDP排名前100位城市的研究发现，经济增长方式是影响宜居的首要条件。”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告诉记者，“如果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内需、消费、节约、环保型的，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城市的生活质量肯定是成正比的；反之，如果是资源型的、透支拉动的、污染型的、掠夺开发型的，比如依靠土地批租支撑的，这个城市肯定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成反比。”

    2005年9月10日，“典范中国·住在昆明——2005国际人居发展高峰论坛”在昆明举行。前来参加论坛的前纽约市规划局局长、曼哈顿区常驻中国代表饶及人表示：“一个宜居城市首先是一个值得居住的城市，但是标准由谁来定，是当地居民还是打算移居到此的居民？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宜居城市的标准也是困扰每个市长的问题。否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就不会委托调查公司四处寻访，询问究竟何为宜居城市。

    对此，各路专家也莫衷一是。比如连玉明认为：“宜居不宜居，外来人口说了算。”连玉明是中国城市生活质量课题组的组长，在其不久前出具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中，出现了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意外的结果：东莞排名第二。

    连玉明于是认为，决定城市是否宜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和社会保障。“没有一个城市能像东莞一样，常住人口100万，外来人口500万。一座城市首先应该能给予大量剩余劳动力能挣钱、能养家糊口的机会。再过15年中国城市化率要达到60％，所以宜居城市更重要的是要适合人去工作，有就业机会。”

    杨保军则认为：“不同阶段居住者的偏好排序是不同的，所以宜居可能没有客观标准。宜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

    “比如，我还认为宜居应该体现各地风情民俗，在食文化发达的广州，有一条大排档街，曾经是当地旅游部门推介的亮点，后来当地担心这条街景象混乱，让商户们全都搬到一幢大楼里去，结果一下子就垮掉了。”杨保军说，假定中央给出了一个具体标准，反而可能因各地简单行事而使宜居城市的建设偏离轨道。“类似广州的事情，在北京也有发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助理周榕则认为，宜居城市没有统一标准，客观上有利于削弱城市规划中过强的政策刚性。“宜居没有一个固定的指标，凡事就怕一刀切。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讨论重新定义自己的资源组织方式”。据《经济观察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