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几本日本语教材，准备学日语，以备在日本旅行之用。以前，以同样的理由，我还学过法语和越南语。虽然成效微小、难逃浅尝辄止之讥，我还是乐此不疲。

    这么做，夸张一点儿说，是效法先贤。我总是很留意我敬仰的人物是怎么准备旅行的。远一点的榜样有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本。

    吉本去意大利旅行之前，除了语言的学习之外，他的知识准备的广度和深度令人钦佩：当代人写的有关意大利风物的文字，他一一勤读自不待言；古罗马的诗人贺拉斯、维吉尔、玉外纳和奥维德诸人的书，他随身携带、反复诵读；他还精读古罗马语言学家、修辞学家多纳塔斯等人的著作。而据不完全统计，他研究过的古罗马地志、古罗马地理相关的书籍包括：韦塞林出版的《安东尼那斯交通路线汇编》，卢提略·纽马提阿那斯的沿海《航行记》，昂维尔（法国十八世纪杰出地理学家，曾根据耶稣会教士的测绘资料，绘制了西方第一本中国地图集）的《旅游方略》，贝尔吉埃的大本著作《罗马帝国大道历史》。在这些研读的基础上，吉本绘制出自己的道路图，所有的距离都换算成英制。而遍游意大利的普鲁士人克鲁维琉斯所著、几乎和中国的伟大学者顾祖禹撰写的《读史方舆纪要》一样渊博的《古代意大利》，更是被吉本细心通读。为了利用国王和皇帝、家族和殖民地的勋章、徽章、纪念章以印证古代历史，吉本认真地读了斯班海姆的长篇著作《纪念章的好处和用处》。在他的日记本里，还记载了五花八门的读书笔记：罗马的街区住宅、人口分布、联盟战争、汉尼拔当年翻阅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的行军路线等等。

    “这样，我就完成了意大利旅行的知识准备。”吉本写道。1764年4月他开始为期一年零一个月的意大利之旅，那年他28岁。

    在那次旅行结束以后25年，生性冷静的吉本还清晰地记得他当年首次走近并且进入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时内心的强烈感受，也还是难以用言语将它表达出来：“一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我举起高傲的脚步，踏上古罗马广场的遗址。每一个值得纪念的地点，当年罗慕路站立过的，或者塔利演说过的，或者恺撒被刺倒下的地方，一下子全都呈现在我眼前了。我损失了，或者享受了几个陶醉的日子，然后才能从事冷静细致的考察。”他的收获真让我羡慕。

    近一点的榜样是梁启超。1918年，他从上海坐船去欧洲，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回忆和同伴在途中的学习活动：“我们在船上，好像学生旅行，通英文的学法文，通法文的学英文。每朝8点钟，各人抱一本书在船面高声朗诵，到12点为止，彼此交换着当教习。”那一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46岁，而陪同他的、曾任保定军校校长的蒋百里38岁，都已经早过了今天一般博士研究生的入学年龄。

    我知道把我所谓的学习和伟大的学者相提并论，算是个不好笑的笑话，但是，我还是为我能够受到先贤的激励而感到安慰。我猜我的生命力还没有大幅地萎缩：我还有一点好奇心，还有一点智力和身体上的冒险精神，那正是生命力的表征，也正是我旅行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