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编辑的版面上发表了一篇《为“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鼓与呼》的时评。一位公交车司机看了之后打过电话来，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提出的涨工资措施，是否能真正得到落实，并说他们的工资收入这两年不见增长却越来越少，原先还发的高温费、取暖费现在都不发了，能不能再就此说说。

    我是一名地方都市报时评版的编辑，编这个版已有数年。经常接到让我们就某事再评一评的电话：

    当评过“彭水诗案”中某些官员压制言论自由之后，本地的一位读者打电话给我，说他的遭遇比之“彭水诗案”中的秦中飞有过之而无不及，某派出所对他进行了更严重的权利侵害；

    当评过某地公务员录取中存在不公现象后，一位考生的家长打来电话，说他儿子考公安部门，笔试、面试都过关了，却在政审、体检等环节给人为卡住了；

    当评过某些单位劳动违法之后，在本地大医院和某国有银行工作的两名职工，分别打来电话，说她们是已“临时”干了好多年，单位却不给交养老保险，一抗争，单位却给小鞋穿，让去打扫卫生……

    我知道，那些打电话给我的人，已穷尽了各种谋求解决的办法，差不多已是“穷途末路”，然而，我除了用苍白的语言向他们表示安慰之外，别无他法。毕竟，我主持的版面只是表达观点而已，冠冕一点说，也不过是起到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作用，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提出疗救的办法，至于能否得到施行，则是另外一回事。

    以时评的形式认识、解释世界，也可以说是舆论监督的表现形式，对于已被曝光并成为评论对象的具体事件而言，这种解释是可以迅速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力量的。不过，对于未被曝光的同类事件来说，解释世界所体现的价值判断却未必能触动那些侵害他人权利者——你解释你的，你批评你的，只要千方百计捂住了，谁又能奈我何？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种的无奈？不难看到，那些向我进行诉说的公众所面对的，要么是过分强势的公权力，要么是强大的垄断势力，要么是沿袭日久的制度弊病，作为个体的公众，缺乏与之进行博弈的本钱，他们在进行了种种努力而无果之后，将诉诸媒体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然而，媒体尤其是本地媒体也经常无力——公权力的拥有者可随时直接或间接地发号施令，让监督胎死腹中；垄断势力则通过投放广告等对媒体进行俘获，或是利用其手中的丰富资源进行公关，将监督消弭于无形；某些制度弊病有时又不被允许进行探讨，在这样的语境下，媒体于是只能沉默。

    当然，无奈并不意味着全是悲观。“彭水诗案”被曝光之后，“五河教师短信案”、“稷山文案”等多起类似事件，也随之见诸媒体，遭受舆论的猛烈抨击，就说明公众的权利意识正在苏醒。从这个角度来说，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距离是一个变量，唤醒的力度越大，就越有助于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

    同时，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之间的距离，也是衡量法治程度的一把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