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影视、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皇朝、帝王的题材，戏说、恶搞无足论矣，即使是一些标榜如何严肃创作的，也不时流露出浅薄或低俗，此种局面一时恐怕还无法改变。在此种情势下，私见以为，影视、文学工作者除了与历史工作者合作、增强历史知识、历史感外，也要加强与哲学工作者的交流，从而端正历史观。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贞观政要》便是记述太宗贞观年间言行的著名史书，浏览一遍，总让人觉得其中所记多偏于太宗的嘉言懿行。如要了解完整的太宗形象，看他思想的发展，很需要参照别的史书。

    如何驾驭臣下、识别官吏的忠奸、廉贪？是历代统治者都遇到的问题，费尽心智，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其中有若干经验，但这里也是权术极力发挥的场所，上演过无数的悲剧。

    《贞观政要·诚信》记载如下一条：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废掉佞幸之臣，太宗对此人讲：“我所任用的，都认为是贤德之臣，你知道佞幸之臣是谁吗？”这个人回答说：“臣下身居山野草泽之中，不能确切知道谁是佞幸之臣，请求陛下用假装生气的办法来试验群臣，如果有能不怕雷霆之怒，直言进谏的，则是正人君子，那些顺应皇上意旨的，则是佞幸之臣。”太宗对封德彝说：“流水的清与浊，在于其源泉。君主是国政的源头，下边的众人就如同流水，君王自己搞奸诈的事，想叫臣下行为端正，这如同源泉污浊而望流水清澈，按理是不能实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是多诡计的人，十分鄙视其为人处世，像这样的君王，怎么能够教育和使令臣下呢？”并对上书的人讲：“我想在天下推行最大的信义，不想用欺诈之道来教育训示习俗和世人，你讲得虽然很好，但我是不能采纳的。”

    太宗所言颇有儒家色彩，近乎德治，很别于津津乐道于权术的帝王，令人称叹。但是，在同样比较权威的《唐语林》中，记载了与此相类的另外一例：

    太宗言“尚书令史多受贿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遗之，司门令史果受绢一匹。太宗将杀之，裴矩谏曰：“陛下以物试之，遽行极法，诱人陷罪，非‘道德、齐礼’之义。”乃免。

    这里太宗所为颇类乎引蛇出洞，如非大臣谏言，那位司门令史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两则故事背景相近，但太宗的言行却有一定区别。据《唐会要》“贞观元年，太宗务正奸吏乃遣人以财物试之。”明确标明这是贞观元年的事，如此说来，后一故事当发生在前。也可以说明，太宗的思想是经过发展的，是与他身边一些崇奉儒家思想大臣的规谏分不开的。所以，当有人向他进谏巧计的时候，他脑子里一定闪现出自己曾干过的往事，因此，他在陈述拒绝的理由时，才那么果决、头头是道。原来类似的戏早就演过了嘛！

    联系前后两件事看，太宗的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确实是不虚言的。一个政治家，能以诚信自律，不以诈道训俗，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朝廷之上大臣们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集合众人的智慧，共同推动开创了“贞观之治”。

    只是，唐太宗身处皇权专制体制的最高端，这样的想法能坚持多久，实在是很难说的。例如，太宗在驾崩以前，曾把开国大将李眅贬谪在外，可谓惊人之举。太宗私下告诉太子说：“李眅为我，出生入死，在所不辞，这是对我个人的效忠。你并无恩于他。现在把他远谪，以试其忠心。他若抗命，即予诛杀。但是他已遵命而去，将来你把他召回，封以高官，他必然效忠以报。”这样的做法，已很难说是君臣间的信义了。

    近些年来，影视、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皇朝、帝王的题材，戏说、恶搞无足论矣，即使是一些标榜如何严肃创作的，也不时流露出浅薄或低俗，此种局面一时恐怕还无法改变。在此种情势下，私见以为，影视、文学工作者除了与历史工作者合作、增强历史知识、历史感外，也要加强与哲学工作者的交流，从而端正历史观，增强把握反映历史事件、人物的深度；同时，在众多的皇朝、君臣的历史题材中，今后无妨把更多的精力投向历史上有活力的时期、有作为的君臣，比如战国、汉唐时期、唐太宗等等，以新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加以表现，那样，人们得到的启示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