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过一期央视“大家”节目，采访对象是著名哲学教授任继愈先生，任继老提出仿效旧时科举形式，设立“国家博士”选拔制度，这可是具有突破性的重大提议。

    任继老提议具体如下：“国家博士”由国家主席主考，初试统考文史哲政法等社会人文基础学科，复试按各专业分科，面试再以各学科尖端前沿为内容，层层淘汰，严格筛选，最终过关者获“国家博士”资格，但只给荣誉不授实职，获衔者仍须自谋出路自找职业。最重要的一点是，报考国家博士不设任何门槛，仿效旧时科举“投牒自应”，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等任何学历均可报考，以收大面积发现人才及鼓励自学成才之效。

    就考试内容设置而言，任继老强调一定得以人文为基础，强调宽口径宽基础，反对现行过早分科的高中教育模式。他认为目前大中学生的知识基础过细过窄，乃是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的“专科化”，属细高竹竿型，适应面逼仄狭促，稍一挪窝儿便“一穷二白”要倾倒。记得钱学森先生也说过：“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这位全才，大约只需要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因此，钱学老认为符合21世纪要求的“大成智慧学硕士”，须掌握理、工、文、艺及信息网络与计算机处理。钱学老认为幼时其父让他学习理科的同时兼修美术音乐，对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意义重大，助他开拓了新思维。

    任继老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最缺的是历史教育，我们在骂日本人的时候说不要忘记历史，可我们自己却在忘，我很担心。南京的学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地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还看到更深层的文科危机：“哲学就很薄弱，文学也不是太繁荣，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写当时时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样的书也没有。”为此，他认为“国家博士”以人文学科为基础，将具有相当的“指挥”效应。

    任继老还认为中国拥有三四亿青少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俊才，只是目前没有给他们得以脱颖而出的通道。尤其当今教育体制，过于强调统一性，只能收获大量规格整齐的中等人才，无法得到灵异秀敏的尖端性人才。不久前，温总理谈到钱学森先生的担心：“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到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还在国务院教育座谈会上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笔者以为，任继老提出设立“国家博士”的建议，恰是一项具体应对之策，专门给偏才奇才开通一条便捷之道，使他们及时得到社会承认与国家关注，及时到达最适合他们的社会职岗，使他们的“光”和“热”最有效地服务于国家。

    人尽其才是需要具体保障措施的，即需要综合措施予以保驾护航专程落实。笔者深感如何使青年俊才突破人际重围，实在不是一则轻松的话题，无论历史积负、制度设置与人性弱点，都成为“人才突围”的重重关山。然而，无论如何，鼓励与发现青年俊才的社会实现度，实在是一个社会的重大文明刻线，也是我们参与全球竞争必须完成的“时代任务”。别忘了，欧美各国可是早就通过奖学金在网罗各国青年俊才。

    如果我们只能让大量潜在的人才自生自灭，或只能于晚年才获得“迟到的承认”，自然不仅仅是青年俊才的个人损失，而且是我们全社会的损失。在相当程度上，教育改革比医改、房改更难更艰巨，可逆性更小，一刀下去便影响整整一代人，但既然已看到大一统教育模式所存在的缺陷，看到这一模式十分有碍各种类型青年俊才的成长，“教育界的改革开放”也就成为一种时代召唤，成为必须迈出的一步。只要走得小心谨慎，步子不要一下子迈得太大，总能在前进中逐步完善新机制，解决各种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因而，我十分赞成任继老的建议，至少可先搞小面积试点，进行“可行性论证”，同时修补各项可能出现的不周之处，使这一选拔考试逐渐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