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6月1日，以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为代表的“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本乡座”剧院上演了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改编而成的《黑奴吁天录》，从而宣布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本报文化周刊2007年4月26日曾推出纪念专题《话剧百年，沧海桑田》予以报道）。

    100年后的今天，话剧舞台上的成功赋予当代的话剧演员更多明星色彩，这种明星身份也引发不少争议。来自北京的濮存昕和来自上海的焦晃是现场最受瞩目的两位中年男演员。在高峰论坛第二环节的讨论“明星话剧与文化品格”中，焦晃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意见：“戏剧的主流应该是坚持文化品格的，现在很多人打出‘明星话剧’，有什么意义？我听说好多明星剧是演员各自在家里准备，临时合一下就上台，这样演，舞台生活怎么建立？怎么保证艺术质量？”

    与焦晃同台对谈的濮存昕则表示明星话剧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是各种门类的艺术都能有自由成长、自己发展的环境”，“不能只允许打造苏州园林，也要允许、支持鲁迅先生所说的‘野草’的自由成长，所以整个环境应该更加开放、更加自由，让各种艺术团体、艺术风格竞相成长。”

    论坛还就“中国话剧与世界话剧”以及“悲剧作品与恶搞戏剧”等话题展开讨论。

    自称“中国元素已在血液中”的青年导演孟京辉，表达了他对市场的态度：“你越不理市场，市场越来找你。”被话剧界尊为“大导”的林兆华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中国话剧落后于世界话剧，“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孟京辉之流’的年轻人身上”，“国家大剧团为了献礼、评奖排戏，一投就几百万元，把这些钱抽出一部分给青年导演，能给他们不少帮助。”

    在呼应话剧评论家童道明对“悲剧精神”的强调和张扬时，资深编剧过士行认为对目前戏剧界中流行的“恶搞”要具体分析，要充分肯定那些富于颠覆精神的创造，剧作家写出好剧本的前提是做人，“你创作能走多远，要看你在精神上有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