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新法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或者没有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标志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但在落实中却遇到两个问题：一是有禁不止。销售香烟的店都按要求在显著位置设置了“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的标志。但这些“禁售标志”实际上都成了一个摆设，商家为赚钱继续给学生卖香烟。二是责任难以追究。到底谁是“主管部门”？烟草部门、城管部门、公安部门都认为自己不是。法律有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卖烟，却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违法行为由谁来管。

    新法难落实，并不是新问题。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问题，2005年7月1日开始执行的商务部《酒类商品零售经营管理规范》中就有规定，而在实践中就遭遇了无法落实的问题。例如，怎样鉴别未成年人？是凭身份证购买酒类吗？销售者有权查验买酒者的身份证吗？对于向未成年人售酒的商家又由谁处罚，怎么处罚？由于这么多问题没有答案，结果，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的规定，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其实早在1999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就作了规定，也由于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得到落实。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时，总该分析一下过去有关法规同样规定的落实情况吧，可相关条文不过和原先的法律条文大同小异，其命运自然也和这已经施行的两部法规一样，成为空话。

    当法律成了正确的废话，不仅不能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且有损法律的尊严。这种问题发生的原因，是我们的立法者智商或责任心有问题，还是我们的立法程序有问题？总该找出原因来预防今后重蹈覆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