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圳罗湖过关，再乘火车，就到达了学校所在的九龙塘。当时正值盛夏，拎着沉重的大皮箱，广东话又讲不好，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学校。不过入学手续倒是办得很顺利，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住进了学生公寓。

    浸会大学的学生公寓是男女混住的，每层楼的左边住男生，右边住女生。每两人一间房，每两间房共用一套卫浴间。我的室友是香港学生，“厕友”（toiletmate）则是一位香港人和一位巴基斯坦人。跟香港学生交流时，多半是普通话、广东话一起上，实在不行就英语助阵；跟外国学生和老师交流，就全靠英语了。

    这学期全校共有来自全世界的两百多名交流生。为了使我们尽快地适应香港学校的生活，校务处为我们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指导活动（Welcome camp），让我们很快熟悉了学校的布局和各项规矩。

    因为已经进入高年级，我们可以自由选课。我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爱好，选了“高级新闻报道与写作”、“编辑实验室”、“英语新闻报道与写作”、“世界新闻媒介体系”和“翻译原则与技巧”5门课。我的老师中，有两位是英国人，两位是香港人，还有一个日本人，这对我的英语口语和英文写作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刚开始由于听不懂课，我还曾偷偷把录音笔带进课堂，结果被好心的香港同学提醒：一定要征得老师同意，否则会被视为侵权。在香港，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得非常好，连复印书本都会被视为非法。

    我选的课多是小班教学，十多个学生围坐在教授身边，每人面前都有一台苹果电脑和打印机，可以直接在电脑上做笔记并打印出来。每门课都分为“lecture（讲授）”和“tutorial（指导）”两部分。讲授是指单纯的授课，老师讲、学生听；指导则是采取师生面谈的形式。老师常常会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改变教学方式，避免了内地大学普遍存在的老师不认识学生的状况。

    最有意思、也最艰难的课是“编辑实验室”。这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上课的内容就是学生自己办报。国际新闻系的报纸是一份全英文报纸，叫做“The Youth Reporter”，由二年级学生担任记者，三年级学生担任编辑。指导老师是香港传媒专家毛孟静女士。

    从未写过英语新闻的我，还要给香港学生写的英语新闻做编辑，难度可想而知。曾经有几次，自己在艰难的工作面前急得掉下了眼泪。好在我身边的香港同学给了我很多好建议。后来每次拿到稿件，我都是先把文章“学”懂；然后再进行修改。这样一来，工作量大，进度也比其他编辑慢。为了赶上正常的进度，每期我都不得不提早开工，即使这样还常常要干到夜里一两点。学期末，我终于收到了老师的邮件，说我“做得很好”。

    还有一门很受益的课是“英语新闻报道与写作”。授课老师Masato是日本人，曾任CNN记者。秉持着日本人的认真、严谨和敬业，他授课的每个细节都力争做到完美：要求我们每天读《南华早报》，并每周举行时事新闻测验；每次作业都会认真批改并发回反馈，至少修改三次才能被通过；每堂课都留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并定期举行模拟新闻发布会……一学期下来，我从对英语新闻一无所知，到打下坚实的基础，Masato老师真是帮了我太多。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不仅给了我A，还在全班同学的面前送了我一份礼物，作为每周时事新闻测验总分第一名的奖励。

    在浸会大学，我第一次觉得学习是一件这么好玩、这么富有成就感的事情。香港社会讲求公平竞争，大学风气也非常好，勤奋努力的学生最容易得到肯定。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课余活动，在全校戏剧表演比赛中获得了亚军、在征文比赛中获得了冠军，这些都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交流生，但只要积极进取，就能被认可。

    在香港交流的那段日子，每天我都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曾经在图书馆待到闭馆还不愿意离开，被管理员“敲铃”警告；曾经为了给报纸排一个好看的版面，连续七个小时待在机房；曾经为了采访一位“无可奉告”的政府官员连续一个月每天打电话给行政署……只为了用心地、用力地感受这里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交出一份自己满意的答卷。

    虽然我在香港的求学花去了高昂的生活费，累得体重减轻了十多斤，但是我学到了在内地大学四年也很难学到的丰富知识，得到了独立应对挑战的宝贵经验，更收获了许多香港和国外的朋友。如果有可能，我还愿意回到那里，去感知更为丰富的世界，迎接更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