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新闻史学家方汉奇的说法，成舍我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冠军级”人物。

    这位和张季鸾、邵飘萍同时代的报人，不仅保持着“从业时间最长”、“创办媒体最多”等若干纪录，还有着“为办报受挫最多”的名声。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坐牢就不下20次，报馆被封也有10多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落在张宗昌手里。其时，这位“体健如牛却性暴如虎”的军阀，刚刚杀害了著名记者林白水。一时间，关于成舍我遇害的消息传遍了京城，路透社甚至发出了“成氏已被处决”的电报。如果不是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及时相救，这则假新闻恐怕早已成真。

    过这种日子，成舍我似乎早有准备。他曾说：“唯有不怕头破血流者才配做新闻记者。”从张宗昌那里虎口逃生后，他鼓励同仁继续出报，因为“军阀总归要骂的”。

    他坚信，办报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要说自己想说的话，要说社会大众想说的话”。这也是上世纪20年代，他放弃一家知名报纸总编辑的职务，拿出200块大洋办《世界晚报》的原因。

    为了“说话”，他屡屡得罪权贵。1934年,其麾下报纸因刊登南京当局丑闻而被停刊。当时，汪精卫派人来调停：“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孰料得到的却是如下回答：“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院长。”

    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硬朗的报馆老板，在日常生活中却近乎吝啬。他历来以“开机器、上前线、管家务”看待办报。及至所办的上海《立报》发行量达20万份，成大老板依然穿着寒酸的蓝布长衫，连黄包车也不舍得坐。一次被人追问有无赌钱、抽烟、玩女人等经历，接连摇头后遭到对方鄙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据说，经过这番奚落，成舍我从此点燃了香烟。

    1933年创办新闻专科学校时，他特意在《招生简章》里注明：“如本人及其家长，怀抱一般投考洋八股式学校之同样心理，冀图本身或其子弟，将来毕业后，能光宗耀祖，升官发财，则千万别误入歧途。因新闻事业，最需要忠实勤奋，吃苦耐劳。”

    多年后，他又在台湾开办类似学校。据说有家长开学时前来参观，不禁失声恸哭。因为眼前仅有三间平房的校园，还不及儿女就读的小学校园大。

    只有办报时，成舍我才显出报人应有的气魄。为了扩大信息量，他每创办一家报纸，便会不惜重金建立一家电台。经营上海《立报》时，他特许一线记者租用汽车，从无锡赶往上海送稿。

    投身新闻事业多年，成舍我一直感慨国内没有一家“真正的报馆”。相反到处充斥“流氓访客”和“敲竹杠的新闻”。因此，他将“完备的报馆和健全的舆论”作为目标，始终坚信：“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这种报人眼光和襟怀，被后世的文学史学者陈平原誉为少有的“舆论家修养”。

    乱世之中，成舍我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报业传奇。他仅在北京主持的“世界”报系就拥有3份报纸，其中《世界日报》是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日报。他在上海创办的小型报《立报》，更是以20万份的销量，创造了旧中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成舍我先后创办了20多家媒体，包括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

    一时间，张恨水、萨空了、恽逸群等新闻界大腕纷纷加盟他的旗下。倒未必是他给的待遇有多么优厚，而是作为一个报馆老板的担当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经常对编采人员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事实上，这位叱咤京津沪三地的报业巨头，一生中唯一恐惧的便是无法畅快地“说话”。惹恼了张宗昌后，他转战南京办报。得罪了汪精卫，他不得不开拓上海市场。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在香港出版报纸。及至台湾解除“报禁”，他又以91岁的高龄创办《台湾立报》。

    即便在病危无法言语之时，这位纵跨一个世纪的报界泰斗级人物，仍然用笔吃力地写下四个大字：“我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