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现在通行的立项管理，可能主要是来源于西方的管理模式。我个人以为，自然科学研究，特别是现代科学的研究方式，基本已从个人转向群体合作，更因为实验手段和研究条件的变化，需要提前提供大量科研经费，在这方面，国家事先投入是基本合理的，也是一个常态的管理模式。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管理，却有其特殊性。在这方面，国际上的主流是，常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基金会模式，而国家需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行政常设机构或者商业性智囊机构来获得。

    梁：我们向西方学习不是什么坏事，但学习的时候要清醒。中西在政治体制、法治水平乃至宗教背景等方面，差异显著。通过基金会模式来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说没有人家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但一般来说，这方面的考虑较弱，或者说有这方面的考虑，但对学者并不构成强势制约，学者的自由度还是相对较大的。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得到美国一家基金会的资助，那还是在冷战时期，肯定有它的意识形态要求，但夏志清写出的书基本还是自由研究的成果，而且研究的期限很从容。

    毕：我们现在，无论是国家社科项目还是高校的社科项目，基本以强制性的意识形态为基本要求，至少在这方面有相当的约束。这本来也有它的道理，但应该区别机构。比如对于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智囊性机关，做这样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但对一般的高等院校也做这样的要求就不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以为国家现在应该鼓励民间进行各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允许建立这方面的合法机构，其研究成果，国家可以用商业的方式进行采购或咨询。国家应当意识到，这样的方式是成本最小且效益较高的，如果有这样的民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出现，不但可以提供就业，分流学者，更重要的是可以形成学术竞争，特别是因为采用事后采购的方式，一般不容易造成浪费。

    梁：这样做，现在可能还有相当的难度，但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事后评价体系却是较为容易的。前几年社会学家郑也夫就多次为此呼吁，可惜没有引起注意。建立这个体系的时机，我以为早已到来。一是作为学者，相对应当有较高的道德水平，不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需要经费的资助，但近年来随着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学者确实有能力独立完成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在这方面，不应当再设法用国家的钱来为自己做一些并没有多少学术含量的所谓研究了。二是随着近年国际交流机会的增多，网络的发展，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一般高校的研究者，已具备自己独立进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条件，不应当为非学术的目的再向国家寻求相关方面的资助。

    毕：你这些想法可能有些天真。我看关键不是学者们要向国家伸手，而是国家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比如有相当多的高校，要求教授要获得省部级以上的国家课题，这必然助长大家不做研究而是设法获得项目的冲动。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国家不应当鼓励人们争项目，而应当鼓励学者独立做研究。相关管理者，有时候很不明智。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国家经费，独立完成了相对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家只需事后经过相关专家评价认可，再进行奖励，这不是成本低效益好的管理方式吗？难道只有把国家的钱随便乱花才心安理得吗？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何以会降到如此程度？

    梁：我们自己也是多年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凭良心说，这方面的情况，多少了解一点。除了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有时候为进行田野调查和采集相关数据需要一点经费外，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不需要那么多钱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不能坏了良心。我们不也合作完成过研究专著吗，没有要国家一分钱，而且我敢说，这项工作，可以放到社会上让大家和那些得到过国家大量科研经费资助的同类研究成果相比。在这方面，希望国家能尊重民间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国家能考虑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事后评价体系。一句话，拿出成果，再向国家伸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