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兼职有着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也仅限于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而对于公务员在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兼职行为，法律只设定了“经有关机关批准”和“不得领取兼职报酬”的限制条件。所以，从法律层面看，《公务员法》并未明确禁止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若干意见》的出台，其实是对公务员兼职许可的“禁止性规定”。

    不过，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并不意味着这一法理上的禁止要求，没有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即便在《公务员法》没有正式制定实施以前，随着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不断推进深入，从中央到地方，都曾经展开过轰轰烈烈的清理“公务员兼职行业协会”的运动。但吊诡的是，直至今天还需要通过行政命令对此行为三令五申，其实反衬出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的现象依然严重。

    清理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的预期目标，总是遭遇“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或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印证出以行政命令来“去行政化”的缺陷。禁止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仅仅是手段，目的在于防范行政权力对行业协会的干涉，最终解决行业协会行政化倾向严重以及依赖政府等问题。一个“去行政化”的目标，由行政化的命令来主导，多少有些迫不得已。

    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遏制行政权力，让带有“全能”和“无限”倾向的行政权力，在市民社会的兴起、行业协会自治管理等第三方力量的制约下，成为“有限的权力”、“有限的政府”。

    所以，行业协会独立于政府的关键，不在于政府能否顺利地通过禁止性规定，杜绝公务员在行业协会兼职的现象，而在于限制行政权力，并通过市民社会的完善发育和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可能随时处于失控状态的行政权力。一个通过自治发展壮大起来的行业协会，自然不会依赖政府，更会对公务员的兼职企图明确地构筑起“谢绝进入”的防火墙。

    现实是，长期以来社会过于依赖国家和行政权力所导致的“大国家，小社会”格局，在塑造着无所不能的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压缩着社会自我发展的必要空间。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即便是自治的诉求，也要从行政权力的威权式命令中寻求正当性理由和可执行的依据。这样的社会自治，其实是一种加剧行政权力“无限全能”的催化剂。

    中消协苦心孤诣地争取到财政资助的尴尬，恰恰就是行政权力过于强势之下的必然现象。其对自治的放弃，印证了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而这才是“政会不分”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