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称，这种通过打电话虚构绑架事实进行敲诈的手段叫“做哭”，最初是从台湾传进福建的。让人深思的是，这种简单的犯罪行为不仅屡屡得逞，而且有70％的事主遇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民主与法制时报》6月4日）

    不法分子想方设法布下陷阱，略用伎俩引人就范，这本不奇怪；奇怪的是对于此类简单的犯罪伎俩，很多受害人却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行为理性。笔者以为，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追问：

    其一，受害者为何轻易相信自己的儿子被绑架？不知是现在影视剧中动辄“绑架”的情节让人们感到了一种近距离的危险，还是如今的独生子女让父母过于操心，惟恐有闪失。当然，父母接到“绑架”电话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象，以至被一时的恐惧冲昏头脑，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不法分子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其二，为什么那么多受害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如果说少数人惧于不法分子的恐吓而不敢报案，这还不难理解；但如此多的事主在第一时间里，并没有寻求公安部门的救助，而是选择了屈从不法分子，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公民还不信任执法机关的能力，还对公权力救济缺乏足够的信心。

    如果说在关爱孩子的问题上，公民自身有自省之处的话；那么“做哭”中凸显出的公民法治信心不足，则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法治理想的构建有赖于执法机关威信的提升，有赖于公民法治信心的增强。而当公民出现危难之际，首先想到的是公权力机关还是个人救济，则是判断公民法治信心强弱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