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缴获的军大衣够全师每人一件”

    作为当年八路军中的一名司号员，强勇老人吹响过无数次进攻的号角。但，令84岁的老人最难忘的，就是1937年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

    那一仗下来，“缴获的军大衣够全师每人一件。”强勇说，第二天蒋介石就给朱德、彭德怀发来贺电：“二十五日一战，歼敌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平型关是山西东北部与河北毗邻的古长城的重要隘口，地势险要。此时的强勇是115师主攻团686团团部司号员。9月24日,部队急行军前往平型关。雨下得太大，一路上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山洪。14岁的强勇害怕被洪水冲走，过山沟时都要使劲拽住马尾巴。

    “埋伏好不久，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的车队就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开来。车队一眼望不到头。汽车和马匹挤满了整个谷底。团长一声令下，司号长和我吹响了冲锋号，战斗就打响了。”

    战斗经验丰富的鬼子清醒过来后，迅速依托汽车、山丘、尸体等为掩护进行反击。然而，八路军战士已迅速冲了过来。

    “排长常海车一连刺死了6个鬼子，最后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今年94岁的方国安老将军当时任115师686团二营教导员，他回忆说，战斗结束后，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河滩上积着一摊摊的血迹。

    “我在打扫战场时，被一个垂死的日本鬼子狠狠地咬了一口。跟着我一起冲锋的一名小战士从汽车底下拉出一个日本伤兵准备给他治伤，谁知那伤兵却拿军刀残忍地刺进了他的腹部。”方国安说，第一次与日军作战，许多战友就在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时反被疯狂的鬼子害死。

    时任115师独立团3营教导员的李水清也在此役中负了伤。“我带领战士们正往前冲，突然感觉肚子上一热，低头看，鲜血已经冒出来了，我中弹了。”

    但李水清并没有停止冲锋。“我们的胜仗，都是这样打下来的。”老人说。

    当年7岁的陈汉民亲眼看到：阿部规秀坐在太师椅上被炸死

    “一发炮弹在屋门口爆炸，弹片飞进屋内，将坐在太师椅上的阿部规秀和其他几个鬼子炸死、炸伤。我们一家18口人却无人伤亡。”几十年后，阿部规秀的丧身之地——离黄土岭不远的寨头村中的一座由三面房屋组成的独立小院已被作为历史见证保留下来。当年7岁的陈汉民，是阿部规秀丧命的目击者。

    1939年11月21日，东京广播电台公布，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于11月7日在黄土岭战斗中阵亡。第二天，东京《朝日新闻》称皇军自建军以来的战史上，中将级指挥官阵亡于战场第一线，是少有先例的。

    在中国，各大报纸也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黄土岭战斗的经过。蒋介石也给延安拍来电报，说“足见我官兵杀敌英勇，殊堪奖慰。”

    “1939年10月底，日军调集重兵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涞源雁宿崖歼灭日军500余人，激怒了一向刚愎自用的阿部规秀。这位日军‘驻蒙疆屯军’最高长官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亲率1500多兵马，连夜赶到雁宿崖找我军主力决战。”现已97岁、时任一分区政委的罗元发回忆说，“我们搞了个圈套，让255团团长宋学飞带1营把敌人诱骗到黄土岭附近来。”

    黄土岭，位于涞源、易县交界处，是太行北部群山中的一个垭口。6日夜间，时任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率部进入预伏阵地，为日军准备了一个“大口袋”。

    在日军的战史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雨雾弥漫，遮蔽了视野，使阿部旅团未能及时发现前进道路上潜伏着数千名八路军。”

    将近中午，伏击战打响。激战中，一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一座独立院落前，有挎战刀的日军军官进出，院后的小山包上也有几个军官正在用望远镜进行观察，他立刻判断出独立小院是敌人的指挥所，小山包是观察所。

    炮兵连连长杨九坪立即奉命带领迫击炮射手上山，对两个要点进行炮击。

    炮声过后，“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阿部规秀成为自抗日战争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95岁的陈茂辉回忆说：“当时在苏南，没有人敢与鬼子作战”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69年前,陈毅在得悉新四军取得挺进江南第一仗——卫岗战斗的胜利后，即兴做出了这首《卫岗初战》。

    作为新四军军部巡视团成员，今年95岁的陈茂辉曾亲历了那场令江南日军震惊的战斗。

    韦岗地处江苏镇江西南三十里，群山峻岭，地形险要，两座一百多米高的山岗横卧南北。“日军当时正调兵遣将向武汉进攻。从南京至镇江的公路上，日军车队来往频繁。”陈茂辉说，“粟裕司令决定在韦岗伏击日军。”

    “头天晚上，大家都有些紧张。”陈茂辉说，一些战士跑到粟裕和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那里，这个问“打汽车先打哪里呀”，那个问“我们不会讲日本话，向鬼子喊话怎么喊”。

    6月17日。“天亮之前，粟司令带领我们100多人悄悄进入了伏击点。”陈茂辉记得，当时连续下了几天大雨，自己在泥泞不堪的山间小道上摔了好几跤。

    9点多，镇江方向开来日军的5辆汽车，为首的还是一辆轿车。

    “打！”随着粟裕一声高喊，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打响了。

    “当第一辆汽车离我只有50米远时，侦察连的机枪手一个点射，击毙了驾驶汽车的日本兵。”老将军张钅至秀回忆说，后面的4辆汽车，一辆挨一辆停下，驾驶汽车的日本兵一个个被打死。

    “日本兵看到自己被包围，准备用刺刀拼杀。”张钅至秀说，“我们则用刺刀长矛向敌兵捅去，还有的同志抓起烂泥巴往日本兵的面部和眼睛上乱丢，有的日本兵眼睛被烂泥巴击中，我们的战士就趁机缴了他们的枪。”

    韦岗战斗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已经沦陷半年的苏南敌后，引起了异常惊人的震动。

    “当时在苏南，没有人敢与鬼子作战。”陈茂辉说，当地老百姓为韦岗战斗作了神奇的宣传，蒋介石还专门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去贺电：“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

    齐会激战，贺龙中了日军的毒气弹：蒋介石拨来3000元医药费

    小小齐会村，日军一个大队连发数次猛攻，竟然针插不进。大队长吉田不禁焦躁起来，气急败坏中，他搬出了最后法宝——毒气弹。

    几枚毒气弹落在120师师长贺龙身边，正拿着望远镜观察战况的他晕了过去。一生金戈铁马的贺龙身无片伤，齐会战斗身中毒气，算是他唯一一次“负伤”。苏醒过来的贺龙只戴了一个用水浸过的口罩，继续指挥战斗。

    像贺龙一样不慌张的，还有一位在战火中抢救病人的外科大夫——白求恩。齐会激战的三天三夜中，他的战地手术室就设在离主战场不到3公里的一座庙里。

    120师是1939年年初从晋西北来到冀中的。“队伍里多半是从湖北、湖南来的‘南蛮子’，还有吕梁、太行的‘山娃子’。”时任师司令部参谋的韩怀志回忆说，“大家到了无边无际、无遮无挡的平原，都很新鲜。”

    “这地方一眼能望出十几里，兔子都难藏身，成百上千的军队，怎么隐蔽，怎么伏击？”战士们心里犯起了嘀咕。

    拿来试刀的，是一向被视为华北日军“精锐之旅”的吉田大队。

    1939年4月22日拂晓，吉田率领大队人马逼近齐会，用两门山炮向村内猛轰，在九挺重机枪齐射掩护下连发三次冲锋，但都被八路军死死顶住了。

    “日本人攻不进来，就用山炮向齐会村和北面的师部驻地打毒气弹。”韩怀志说，“我们把大蒜嚼烂塞在鼻孔里，再用湿毛巾把嘴捂严，虽然还会流眼泪、打喷嚏，但能够坚持战斗。”

    贺龙制定了“白天围困，夜晚总攻”的计划，准备全歼吉田大队。可惜25日黄昏，总攻命令刚刚下达，平原上大风骤起，天昏地暗。吉田在付出700余人覆灭的代价后，率余部仅80多人从包围圈的缝隙中逃脱。

    在这次被誉为抗战中我平原歼灭战之典范的战斗结束后，蒋介石致电朱德：“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除宣战绩外，希转电慰勉为要。”随即又拨发给贺龙3000元医药费。

    阳明堡传奇：手榴弹炸飞机 一小时干掉24架

    1937年10月20日，山西忻口国民党军队的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的身影。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机场飞机全部被毁时，阵地上一时欢腾起来。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这件事是时任八路军129师769团团长陈锡联领着干的。

    “用什么东西来干掉飞机，大家想了好多办法：有的说用柴草烧，有的说用刺刀戳、用枪托砸，有的说用机关枪打。最后确定主要用手榴弹，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里进行爆炸。”95岁高龄的卢耀武回忆说，出发时，主攻机场的三营长赵崇德命令部队把鹤嘴镐、铁锹、刺刀等紧绑在身上，不准发出一丝声响，并将一挺机枪架在渡河点的东岸——这挺枪不是用来作战的，而是准备在打完机场后，用枪口点射时发出的亮光指示后撤部队寻找渡河点。

    偷袭很顺利，手榴弹相继在机舱里爆炸，着火的汽油流淌到地上并迅速扩散，机场很快变成了一片火海。

    阳明堡一战历时1小时，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警卫部队100余人，我伤亡30余人，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战例。

    阳明堡战斗结束后，陈锡联收到一封由八路军总部转来的家信。原来，他的母亲从报纸上看到关于阳明堡的报道，并看到了“团长陈锡联”的名字，来信问这个“陈锡联”是不是她的儿子？

    雁门关伏击战：“我们不喊‘缴枪不杀’”

    1937年，31个师、13个旅，约28万多人的中国军队，与3个师团约7万余人日军对峙在山西北部的忻口。

    16岁的夏精才，此时正在神池以西的一个小村庄里等候大战的到来——八路军120师师部正在村里一个四合院里，召开师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

    端着烟斗的贺龙指着地图上一个等高线密集的地区说：我们要在这个古战场上，同敌人打一仗！

    贺龙手指所向，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隘口—雁门关。

    3天的急行军后，夏精才随部队到达雁门关西南六七公里处的才窝村。

    “村里能听到敌人汽车开过的声音，还能听到炮声。”夏精才记得，他一边准备打仗，一边宣传抗日，还帮助老百姓收秋——因为怕鬼子，村里的老百姓快跑光了。

    10月16日，情报传来，日寇从大同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准备运往忻口。

    “贺团长挥舞着独臂，亲自给我们作动员。”夏精才说的716团团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独臂上将贺炳炎。

    10月18日，鸡叫头遍，部队已沿着小道进入阵地黑石沟。等到太阳高照，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先打头，再打尾，接着打中间，部队仅有的几门炮连连齐射，很快就把日军车队困在了沟里。

    “贺炳炎团长一只手端着枪往前冲，一下就把我们抛到了后边，我们赶紧跟着冲上去。”夏精才回忆说，驳壳枪的子弹打完了，贺炳炎随手捡起一支日军丢弃的长枪，刺死了一个日本兵。

    “我们不喊‘缴枪不杀’，只要鬼子没放下枪，就要与他们战斗到底。”夏精才说，平型关大捷中，115师的战友们损失了好几百人，“据说，当时很多鬼子都躺在地上，等八路军靠近时突然起来开枪。”

    雁门关伏击战破坏了敌人的运输线，使板垣师团一时面临食物不足，弹药短缺，油料缺乏的局面。

    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

    1937年11月7日，即太原失守的前一天，根据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宣告成立，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这是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今年91岁高龄的陈春森，在根据地创建之初就在曲阳县抗日救国动员会工作，后来一直战斗在根据地，曾亲身经历了晋察冀边区建设的全过程。

    陈春森自己也没有想到，仅一个多月，曲阳县就组建起一个1000多人的武装大队，根据地各县的人员规模和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也相继成立。

    “当时各县就流行这样一句话：‘母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刘长明谈起当年根据地参军热潮时说。时年14岁的刘长明在晋察冀《抗敌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聂荣臻元帅办公室主任。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纷纷挺进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如同四散的火星，落在被日寇占据的神州大地上，并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在正面战场节节推进的日军突然发现，他们付出巨大伤亡占领了土地，却并没有成为这些土地的主人。

    “敌后战场的开辟，使日军一下子两面受敌，处境一落千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焕章说，这是中国战场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战场都是扭转战局的决定性因素。

    至1938年年底，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已经基本完成了战略展开，依托根据地的游击战不时奏捷。日本方面“迅速解决支那事变”的企图完全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