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烟云遮挡了目光，岁月流淌着昨日的忧伤……”一曲满载着历史沧桑之感的《圆明园》，为6月8日晚于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前举办的“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首归仪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同时宣告了“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文物保护工程”的正式启动。 据悉，此次文物回归活动，是经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的文物保护工程，流散文物的回归也是一个即将持久展开的百年工程。圆明园管理处表示，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找寻散落在各地的圆明园文物。 今年正值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也是圆明园罹难147周年。圆明园气魄宏大、格局多变为世界罕见，其内收藏丰富，宛若琳琅满目的博物馆。然而中国人不会忘记，这座号称“万园之园”的园林在1860年英法联军的一场大火中遭遇了灭顶之灾，从此，诸多珍稀文物流散民间及国外。 近年来，圆明园管理处及多个社会团体、个人纷纷通过多种渠道多方寻觅流散文物，为文物回归不断努力。首归仪式上，第一批“回家”的文物包括原大水法上一对汉白玉石鱼在内的十余件石雕构件，均由北京有关单位和市民无偿送回。圆明园管理处主任助理宗天亮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说道：“此次回归的石雕文物将先在大水法遗址展示，随后安置在库房保存，等条件成熟再把这些文物修缮后按原位归放。” 圆明园究竟流失了多少文物，难有精确的数字统计。首归仪式上，圆明园管理处首次公布了“圆明园流散文物调查报告”。据显示，流散在国内的圆明园文物多为大型石雕、碑刻等“重型”文物，而其他不计其数精美的文物，则多流散在海外。 时隔100多年，如何让众多流散在世界各地的圆明园文物回归，已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绝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意气行事。流散文物回归尤其是海外文物回归问题牵扯到诸多复杂因素，需要各国间逐步协商和各方面的沟通。毕竟，我们的文物在国外被展览也从某种程度上传播了中华文化，未必是坏事。”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李先登持此观点。 而谈到文物回归事件本身，“只有在国富民强的盛世时代才会有这样的壮举。”李先登还表示，“文物回归，社会意义远大于文物本身的物质价值。” 北京体育大学一位教师作为此次受到表彰的志愿个人也同样表示：“文物的回归也是中国厚重文化的回归，回归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回归，更是一种理念的回归——对民族的认同与热爱。” 然而，让文物回归是否能成为一条使其得到更妥善更有效保护的途径？曾经在文物收藏界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历代的私人收藏行为都是文物保护中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是超越非私人化收藏的力量。 而据了解，类似此次“回家”的石构件文物，在园内至少有上千件，它们仅仅被堆在园内，未采取充分的保护措施。于是，有人表示出如下担忧：害怕目前的保护措施不够有力，文物回归后被反复地搬动和挪移反而会加速其耗损过程、不利于对文物的保护。 面对质疑，宗天亮如是回应：“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也不存在绝对化的东西。文物都会面临自身不可避免的自然损耗，比如日晒雨淋、风化触摸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延续其自然寿命，当然，可能我们采取的措施还不是最完善的，目前全世界也都在不断探索着保护的新途径。总体来说，在很多情况下，私人和地方的收藏条件还是不如国家完备。” 李先登同样认为，个人的力量绵薄，只要完善了文物保护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最有效的文物保护途径还是国家收藏。“圆明园里的这类文物说到底是公共财物，应该让更多的中国人欣赏到它们的真面貌。这好比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有很多爱国志士自愿收藏了许多珍贵文物，但他们的初衷还是想等到有一天时局平定了，再把它们送还国家。” 而另一位文物保护和考古方面的专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则坦言：“圆明园被烧是国耻，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文物回归了就能洗雪国耻吗？如果要花大价钱收购回文物，那没有必要，而且这也不是收购就能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唤起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圆明园作为遗址有它自身的意义，“我是反对修复或重建圆明园的。我们应当做的是反思中国被动挨打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圆明园认识历史。” 对于流散国外的文物，张忠培说，“作为大国应当有开放的心态，上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大都会看过日本的文物展，经费和文物都是日本出，当地的日本侨民还摆上花盘表示祝贺。所以说文物代表的是历史，是人们了解一个国家文明的窗口。因此我反对高价买文物，文物在谁的手上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看到并通过它们了解一个国家的文明。文物被抢固然是一种耻辱，后人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反思自己为何弱小。但说文物回归与民族自信心有关，也应当注意不要过分夸大民族情绪。”张忠培说。 其实，对于哪些文物亟待回归保存，宗天亮的观点也很明确：除不得已已被使用或已成为当地一景的文物外，那些散落国内并已在当地受到良好保护的文物，也都不在此次文物回归之列，“我们需要收回的只是那些散乱的、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或无人照看的文物。对于流散海外的文物，我们也将逐步探索，找到一条对其最有效保护的途径，并加强宣传教育，对回归文物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