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成于二百三十多年前的《四库全书》以手抄稿本传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则是中国现代知名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努力印行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率先影印了台湾珍藏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惠泽学术界。新世纪初，北京商务印书馆又赓续前辈们的承诺，在四次谋印未果的情况下，终于刊行文津阁《四库全书》。今年4月，温总理访日，特以商务印书馆新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作为国礼，赠送日本。

    在《四库全书》的出版传播史上，发生过很多曲折而离奇的故事。鲜为人知的是，有一位法国总理，曾对《四库全书》出版，有着极大的热情，并倾注了很多心血。事终未果，此事也一直沉而未钩。

    1918年，欧战结束，北洋政府派交通总长叶恭绰赴巴黎参加和会，会议期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向叶恭绰提出，法国政府愿意以退还的庚款三十万元来印行四库全书，希望印成后送几部给法兰西就可以了。

    叶恭绰十分高兴，回国后马上向北洋政府汇报。北洋政府为此专门成立文化局，由内务府主办朱启钤负责，叶恭绰执行其事。

    北洋政府决定后，一边派陈垣等学者查书，一边同法国联络，班乐卫当过内阁总理，还是法国知名的数学家，又是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他为了出版四库全书之事，专门在巴黎大学成立中国学院，并派一位名叫韩汝甲的中国留学生主持其事。在他的概念中，四库全书就好比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编百科全书一样，是一部有价值且规模庞大的巨著，用庚款中的三十万元足以印成。当时，北京大学一年办学费用不过五十万元。

    北洋政府派陈垣先生等人查清楚全书规模细致到了册页，但由谁来印呢？叶恭绰找到了好友，早就想印四库全书的商务主事者张元济。

    前一年，张元济刚给北洋政府打过报告，要印四库全书，与犹太人哈同一争高低。老友叶恭绰来找他，他自然十分高兴，但问题是，北洋政府答应班乐卫的是原大原样印刷，张元济设想的是缩印。张元济告诉叶恭绰，原大原样印刷是不可行的：一是印出来没地方放，每一套至少要五百平方米房子，二是虽然商务是当时世界上印刷规模和技术先进的企业，也要印二十年才能印完，张元济强调，即使缩印，也要百余万资金，五年时间。

    叶恭绰只好先复制了一份《文渊阁内景图》送给班乐卫，然后请他来访华，再决定如何印行。

    班乐卫对此事十分上心，尽管他当时只是国会议员，但他还是带上那个已是中国学院院长的韩汝甲和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中国。朱启钤、叶恭绰陪他亲自观看了原架、原函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这一看，把他惊呆了：一百零三个书架，顶天立地，六千一百四十四个楠木盒里装着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册手抄本。

    当时，美国人准备用庚款办清华学堂，英国人要用庚款来招聘留学生到英国，法国人要让庚款的使用更有价值，只有尽力把四库全书印成。9月初他专门赶到上海。在上海他和张元济两次讨论出版方案。并参观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这时他才确切地知道，以国内首屈一指的商务印书馆印刷能力，要印完全套，其难度也大大出乎他的想象。

    班乐卫离开上海回巴黎前，他对随行陪同他的北洋政府官员叶恭绰讲，期待法国能拥有十套这样的书城。

    影印《四库全书》虽然是中法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班乐卫回国后叶恭绰积极行动，张元济也热心协助，但北洋政府所依赖的除法国退还的庚款三十万元外，尚差七十万元资金无从着落，难以实现。不久，徐世昌下台，段祺瑞上台，叶恭绰也去职，中法合作印行四库全书之事，也就终止了。

    大约在1925年，法国还派过韩汝甲来中国询问四库全书出版事宜。尽管政府干不成了，张元济先生还在为印行此书而奔走劳作。但影印《四库全书》之事，终其一生，没有告成，这也成为张元济先生一生而没有得以实现的文化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