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深圳市将出台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公开道歉制度。看到这条消息后，笔者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觉得现在有些官员在建章立制时，未免太刻意追求掌声和喝彩，而对其实际效果和内涵，缺乏深究。

    政府部门失职渎职，官员犯了决策错误或其他错误，在追究了其法律责任或进行了党纪政纪处分之后，当事人还应不应该向社会和公众道歉？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应该道歉，却并不意味着道歉就必须成为一项正式制度，为什么呢？

    这是由“道歉”这一感情表达方式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什么叫道歉？道歉就是指犯错误的行为人通过向自己错误的受害人承认错误、表达内疚、请求原谅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弥补受害人心理上的创伤。只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歉，才能够让受害人明白犯错误者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其表示原谅。

    但道歉一旦成为具有强制性的制度，它也就不再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了。因为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看，他们无法判断这些失职渎职的官员在向他们道歉时，究竟是出于良心的谴责、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深刻认识，还是仅仅是在按照制度的要求行礼如仪，走走过场？更糟糕的是，有了这项制度后，即便是那些真正感到内疚的官员道歉时，公众也会认为他是在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履行一道官场程序。

    “道歉制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亲民”，其实却毁掉道歉作为修复官员和民众之间感情的一种有效方式，使之成为一篇无关痛痒的官样文章。

    不过犯错误的官员对社会和公众进行道歉，还是必要的。如何才能让犯错官员发自内心地对社会和公众表示歉意呢？在我看来，有关方面不如在这两个方面多做点文章：

    一是把人大代表对官员的质询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并把质询的过程通过现代传媒进行直播。代表们凌厉而毫不留情的质询，最容易激发起那些犯错官员的良知和羞耻之心，使他们能够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真诚地向公众道歉；

    二是鼓励本地媒体对本地官员进行批评。媒体对犯错官员的批评，在效果上应该是和人大代表的质询是相近的，而对犯错官员的触动则可能更大。公开的批评更容易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坚定改正错误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