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也来涂鸦？是的。

    6月9日上午，重庆市市长王鸿举在黄桷坪涂鸦街，自己选出红、绿、黄三色油彩，在公众面前涂出了一个抽象的图案。有人说，像太阳的光芒；有人说，像个巴掌。反正是涂鸦，像什么无所谓，市长涂鸦的手艺肯定不如街头艺术家来得专业。

    把黄桷坪变成世界上最长的涂鸦街，是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的创意。如今，这条涂鸦街被称为展示重庆走向“时尚之都”的新符号。“我相信它会使得山城人民艺术感有一个整体提升，而不仅仅是一条供人游玩的街道。”罗中立说。

    虽叫四川美术学院，但它的校园就在重庆九龙坡区。九龙坡区区长黄云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涂鸦“以乱治乱”，低成本地实施旧城改造，把这里变成重庆首个创意产业聚集地。

    居民们住的楼变得花里胡哨起来。作为涂鸦街的受益者，他们不仅不用拆迁，而且自家的房子租出去还涨价了。

    2007年的重庆，曾因拆迁“钉子户”事件而出名。当事件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的时候，有媒体评论：这是当地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基于最大理性的结果，是一个多赢的结局，让人们感到诚意和对公众的尊重。

    政府解决“钉子户”事件难，但让平等的观念融入整个社会，更难。市长建议给重庆特有的民工群体“棒棒”改名，是个生动的案例。

    生活在山城，出门就要爬坡上坎。环境催生了“棒棒”群体，他们是农民工中的一种。在重庆各个角落里随处可见——扛着类似扁担的“棒棒”，搭着两根麻绳，或蹲或站守候在街头巷尾，帮你把东西搬运到指定的地方，而且价格公道。

    2005年9月，王鸿举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说：“人不是棒棒，谁都有自己的尊严，称‘棒棒’是对人格的不尊重。”他说，重庆市有600多万农民工，其中在重庆打工的有300多万。而这些民工中，有5万人提着棒棒在揽活。市长建议给“棒棒”改名。

    次日，支持改名的市民们在媒体上提供了8个称呼，包括师傅、老乡、力哥、运工、朋友等。但也有市民认为，“棒棒”是约定俗成的叫法，不存在歧视。

    呼吁改名10个月后，市长回应说：“不认识我的人，在街上碰见我也称师傅。我觉得师傅更合适。我相信只要市民逐步改口，‘师傅’的称呼慢慢会被接受。”

    当地媒体评论说，“为棒棒改名，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希望，通过改名大讨论，在每个人的心底刻下关爱民工的习惯，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氛围：努力解决好农民工进城求职、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以及子女就学、婚姻家庭等问题，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2006年，西南大学的学生在调查中发现，“棒棒”们对“师傅”等其他称呼，没有对现有称呼的反应快，而反应速度可能直接影响当天收入。调查表明，约83％的“棒棒”对改名兴趣不大。他们认为：“我们是下力人，更关注自己每天能挣多少钱。”

    重庆市作协主席黄济人说，以前四川话称土匪为“棒老二”，现在叫进城务工农民“棒棒”，确实不够尊重。全国人大代表潘复生说，“棒棒”的新名字，最好有个统一的官方称呼，先从政府文件、媒体开始改起……

    文明风尚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代人。王鸿举市长建议给“棒棒”改名到今天，还不到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