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

    问：首先请谈一下你的教育背景。

    李开元：我中学时代喜欢的是数学和物理，心中的偶像是牛顿和爱因斯坦。“文革”失学，我坚持自学数学，从高中课程一直学到微积分。上山下乡运动来了，继续上学的希望彻底破灭，苦闷之余，大量阅读文史哲的书，和人文学科结下不解之缘。

    1977年恢复高考，最初准备考理科，因大病一场，就没有参加1977年的考试。1978年参加高考，如愿考上北大历史系,做了“文革”后北大中国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

    1982年毕业后，我留在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给田余庆先生当助教，辅助田先生教学。1986年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国费奖学金，自费公派出国，在信州大学读完硕士，指导老师是东京大学退休过来的田中正俊先生。1989年考入东京大学，同时得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权威、东京学派的掌门人西岛定生先生的直接指导。1992年3月，西岛先生从就实大学退休，我接任了他的教席，一直到今天。

    问：你跟阎步克、李零等先生是北大同学？

    李开元：我与阎步克同班，都是78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李零是从社科院历史所到北大中文系的。我与李零相识大概是在1985年。当时，受到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动的冲击，北京高校一批年轻的历史学者感到历史学必须改革创新，开始酝酿新史学运动，希望在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我记得是李零来找我，还有师大的刘北成（现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人大的高王凌等，后来我又去把阎步克叫上，开始串连活动，写文章，到高校讲演，准备出书。这次活动，因为得到《历史研究》、《文史知识》等刊物的支持而有了声势。不久，受到出国浪潮的冲击，大家星散世界各国，新史学运动中途夭折。

    当时的新史学运动有一句比较激烈的概括，叫作“史学危机”，其始作俑者就是我。后来有朋友对我说，80年代的新史学运动失败了。我觉得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也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

    历史学的想象，是设身处地的临场想象

    问：那您为什么要写“复活的历史”？

    李开元：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现历史的新形式，复活的历史，就是寻觅的结果。我在《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后记里有一段叙述，表达了我的追求过程，其文如下：

    我研治秦汉史将近三十年。三十年的生命投入，已经使我与秦汉先民心心相系，方方面面，最为周详熟悉。我与秦汉先民对话多年，秦汉的历史早已经活在我的心中。两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之类的门户区别。

    然而，当我试图将构想形诸笔端时，却屡屡碰壁。我所熟悉、我能够运用的历史学的诸种文体形式，无法表达复活于我心中的历史。复活的历史，那种生动鲜活的境界，丰富多彩的变迁，那种古今交汇的融和，逆转时空的超越，无法用学院式的坚实学问来囊括，无法用科学的理性分析来包含，与此相应，也无法用考证、论文、论著以至笔记和通史的体裁来表现。长久苦痛之余，我不得不作新形式的寻求。

    我所找到的新形式，我称为复活型历史叙述

    问：您在书中提到复活历史，需要心灵的体察加上智力的推想。可否理解为其中加入了推理和想象？

    李开元：历史学需要推理和想象。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叫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觉得还应该补充一句：合理推想，临场想象。

    问：这种推理与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有何异同？这种想象跟文学上的想象又有什么区别？

    李开元：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考证，其基本思路就是推理，与侦探小说的推理是相同的，都是基于已经发生了的事件所留下的蛛丝马迹，追究事件的原貌和真相。如果说有区别的话，仅仅在于有无虚构而已。历史推理必须基于史实展开；侦探小说的推理可以基于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展开。

    打个比方说，历史学的推理和想象，是在笼中自由翻飞的鸟，这个笼子，就是史实。飞出这个笼子，就进入虚构，就是小说和戏说了。所以说，历史学的推理，是在史实范围内的合理推想；历史学的想象，是设身处地的临场想象。

    问：日本的推理小说对您有影响吗？

    李开元：有。不过，相对于日本的社会推理小说而言，我更喜欢英国的侦探小说，特别是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我喜欢比较纯粹的推理，不喜欢枝叶和花絮太多。

    我喜欢背负行囊，手持地图，走进历史现场

    问：您有什么业余爱好？

    李开元：读书、旅行和打网球。

    问：为什么喜欢旅行？

    李开元：因为人生就是旅行。我喜欢背负行囊，手持地图，走进历史现场。

    问：在您的一生中，最自豪的收获是什么？

    李开元：最自豪的收获之一是失学多年之后考入北大，这改变了我的人生。另一个最自豪的收获就是写成《复活的历史》，找到了一条表现历史的新路，解放了我的心灵，成就了我的文化回归。

    问：您在日本旅居多年，能谈谈您对中日两国的观感吗？

    李开元：汉字文化和古典中国是现代中国和日本（当然也包括韩国、朝鲜和越南等东亚地区国家）共同的精神家园，近代史上的不幸往事，只是久远友好历史中短暂的迷乱。

    现在，中国和日本都在重新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只要看看欧洲的历史，我们就会坚信，中国和日本必须和解，也能够和解，两国将在一个广大的共同利益的未来框架内友好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