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面对“新社会阶层”时，大多数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一方面，对“新社会阶层”的赞赏有加，说明的是不少人心向往之；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对这一阶层心存顾虑，更愿意选择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这一点，从“新社会阶层”的“叫好不叫座”，以及公务员考试一年热过一年中就可窥见一斑。

    “新社会阶层”会对公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根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的介绍，“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政治诉求在逐步增强。

    生活富足是表达政治诉求的物质前提，而政治诉求增强所带来的制度化成果，则是确保生活富足的“定心丸”。无疑，“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集中于公平、正义、民主和法治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因为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恰恰承载了确保社会公平有序流动的重任。正因为兹事体大，所以也任重道远。不久前社科院的调查就显示，“新社会阶层”正遭遇到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说明，诉求归诉求，但诉求得到满足却是艰苦卓绝的过程。

    “新社会阶层”诉求的是一种良性的制度变迁，但制度的变迁无一例外地需要大量的行动者。这不仅需要“新社会阶层”自身的努力，同时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当不少人不认为自己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新社会阶层”，并且更倾向于选择躲藏在体制的庇佑下隔岸观火，证明的不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散沙一片，还有“新社会阶层”缺乏充分的社会和舆论援助的尴尬。

    观望和坐而论道注定无法推动制度变迁，当“新社会阶层”背负着沉重政治诉求的壳，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时，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角色。不少人对体制的依恋，并不代表其多么不愿意为制度变迁承担任何风险，更愿意坐享其成——等候他人突破体制的藩篱，分享其成果。

    “搭便车”心理注定无法催生制度变迁的行动者，反倒会造就制度变迁中的“公地悲剧”。当所有人都试图通过寄生体制的方式分享他人的成果时，事实上没有人会去充当制度变迁的行动者。孤立无援的“新社会阶层”在诉求四处碰壁面前，也会放弃具有普遍价值的诉求，而去迎合或者依附于权贵来分得“一杯羹”。这不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悲哀，更是“体制内人”所不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