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孪生兄弟。但我们对受贿罪的查处力度明显比较大，而对行贿者的查处却太少，太轻。

    譬如郑筱萸案，郑筱萸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一审被判死刑，而我们却一直没听到关于行贿者被追究刑责的消息。原因何在？我觉得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量刑明显较轻，且对于单位行贿等行为缺乏有效的处罚规定，致使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行为与量刑方面面临不少困难。其二，司法机关为便于打击受贿犯罪，往往厚此薄彼，只要行贿人坦白就从宽，一般不做刑事追究。譬如郑筱萸案，如果不是律师公布行贿者名单，谁会知道是谁把堂堂的药监局局长拉下了“马”？面对郑筱萸案，笔者以为，仅仅处罚受贿者，而无视行贿者的罪行，或者仅仅公布受贿者名单，显然不利于打击行贿犯罪，甚至可以说是对行贿犯罪的一种纵容。

    按照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行贿数额达1万元以上的可以构成犯罪，受贿罪的起点为5000元。就郑筱萸案来说，律师公布的8名行贿者中，行贿数额最小的也有11万元，最多的达292.91万元，是行贿罪起点数额的几十倍、上百倍！然而，我们却没有听到行贿者被追究刑责的消息，这显然有违国家打击行贿受贿犯罪的立法本意。

    如果说，在查处郑筱萸一案中，部分行贿者提供了相关证据，那么按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行贿人在追诉前能主动交待行贿事宜的，应当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但是，这种“减轻或免于刑事处罚”，也应该根据行贿数额的大小来区别量刑，而不能无视行贿数额和其他情节，对所有行贿人一律从宽处理。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借郑筱萸案之契机，修正刑法对行贿罪的处罚规定，可以并处罚金，加大对贪利型犯罪的惩处力度。

    笔者以为，只有在法律上明确行贿罪和受贿罪的统一量刑标准，在执法过程中坚持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对待行贿和受贿行为，杜绝“一手硬一手软”的执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行贿受贿。如今，郑筱萸案作为一起轰动全国的行贿受贿、渎职犯罪案件，很有代表性，且律师公布了行贿人的名单。因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不妨以此为契机，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必将对打击行贿受贿起到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