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80年代，中国有两个“村”特别引人注意，一是安徽的小岗村，一是北京的中关村。我不知道这种比喻是否恰当，但我认为，小岗村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新制度的破壳，是改革开放下农村经济制度创新的典范；80年代的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创造的是经济体制与科技体制的创新，经济体制创新体现为从计划向市场、从国有向民营的变革，而科技体制创新体现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将创造技术成果与实现成果市场化全过程融为一体。

    正是这样两个变革，才奠定了今天的“北京＋民营＋科技实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中关村从一开始就享受着科技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相互交融带来的巨大的市场爆发力。中关村从一开始就是新一代知识分子率先投入经济与技术革命、实现自身价值得以圆梦的地方。在他们圆梦的过程中，充满着理想和激情，也充满着挫折与感伤，这就是中关村文化的起源，也是中关村精神的所在。

    我们常常把上世纪9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称为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他们与第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环境有很大不同，他们一下海，就创办着产权清晰的企业。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高技术发明的拥有者，就是当代的知识精英。他们有着老前辈的创业理想，更有着富于挑战的市场眼光，他们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

    我们常常把在新经济浪潮下，特别是在互联网发展中的新经济创业者称为中关村第三代企业家，他们中许多人是“海归”，有着更强的学习精神和更开放的市场眼界，他们移植了发达国家成功运作的商业模式。他们学会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学会了用海外的钱干中国的事，跨过了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未走向成熟、还无法强有力地支持这种新技术成长的特定历史阶段。

    我们把那些在大学就开始创业的年青人，把那些参加创业梦想大赛的选手称为中关村第四代企业家，尽管他们还没有太多人取得成功，但我们把他们称为中关村的“潜力股”。

    中关村正是有着这样四代企业家，有着一批批的海内外的新移民，一批批的草根族，相互借鉴，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形成特有的中关村创业文化，才使中关村永远成为一个健康的、成长的、圆梦的地方。

    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高科技迅猛发展，以信息、软件、知识服务等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思考新时期“自主创新”使命的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赋予了我们更强的社会责任的新使命。

    企业应当承担什么社会责任？我赞成企业首先要承担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经济责任，也就是要以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扩大就业、持续发展为己任，此外，还应承担包括遵守道德法则和法律责任，以及条件许可下承担的社会公益责任。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家做人做事的准则，企业家只有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才会赢得社会的理解及尊重，才会给自己带来成长的快乐与幸福。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关村的企业家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了许多共享的文化，诚实守信，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为落后山区、受灾地区捐款捐物，特别是在非典时期，在出现社会危机时，企业家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以高科技产品及爱心为战胜非典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些都是企业家自觉的行为。再放大点说，中关村企业家强烈的爱国情怀，始终把报效祖国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在鞭策自己，努力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定的实践者。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是一个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组织，在协会成立初期以至十多年来，始终围绕着为民营科技企业寻求“名份”，为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争取社会支持与理解而“鼓与呼”。没有他们的“创业”，就没有一面团结北京民营科技事业发展的旗帜，没有他们的“代言”，就没有中关村众多中小企业更好的发展环境。

    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是与中关村一道成长起来的，其发展也离不开中关村事业发展轨道，在未来的发展中，协会将更好地成为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群体的代言人，成为企业利益表达、利益协调的重要渠道，成为形成社会信任、政企沟通的桥梁，成为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