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为鼓励各界人士为云南发展献计献策，从6月25日开始向社会广泛征集“诤言”，对云南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提出的意见、建议，以及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批评等，均属征集范围，取得重大效益者可获最高达5万元的奖励。此闻一出，坊间一片哗然，笑其“叶公好龙”者有之，指其“绝妙讽世剧”者有之，讽其“让百姓奉旨批评”者有之，谓“政府听诤言何需花大钱”者有之，谓“仅靠奖励远远不够”者有之……总之，质疑及非议者甚众，而掌声十分稀少。

    批评者的心情很容易理解。毋庸讳言，时下有许多百姓虽然牢骚满腹，但却已经懒得、不相信、不屑或不敢向政府部门发表什么“诤言”了。一些官员对民意也很轻蔑，不愿意或听不进什么诤言；有人还把百姓的诤言视为添乱，千方百计地阻塞和打压。“稷山文案”、“彭水诗案”等当代文字狱，就是证明。

    但是，如此大张旗鼓地设立“诤言奖”，果真只是为了作一场“政治秀”吗？在我看来，这样认识问题未免太过苛刻。诚然，确如某些论者所言，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主动到网络上看看，到老百姓中间走走听听，能够真正重视起媒体言论，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及解决之策。要广开言路，只靠“诤言奖”是远远不够的。但也应该意识到，有关部门在街头巷尾或网络上的“被动发现”与人们的“主动建言”，是相辅相成的，并不互相排斥。所谓设立诤言奖是因为平时“闭目塞听”，是“叶公好龙”，诤言奖实质包含着“不让你批评你不要随便批评，我让你批评你才能批评”的意味等论点，显然偏颇。更重要的是，设立诤言奖，无论最终能否引来有价值的建言，都已经是政府勇于纳谏、闻过则喜态度的体现。这种价值示范无论如何都是可贵的。

    对“诤言奖”持异议者，多是从“权力”和“权利”的逻辑关系上予以质疑的。如有论者称：官员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对“公仆”进行评议是“主人”的利益本能所在，诤言奖“就好比员工悬赏老板评议自己的工作，而这笔赏金最后还是要由老板来出一样，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样的评论，单从空对空的逻辑上讲或许没有太大问题。但在现实层面上，却很荒谬。“权力”应该为“权利”服务这不假，也许“诤言奖”确实隐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但须知，官员的“公仆”只是政治伦理层面的观念定位，实际上各级官员仍然是社会的管理者。管理者听从被管理者的意见，既是管理理性所系，又是职责所需，为此设奖算不上什么“僭越”，更不是对“主人”的不尊重。照论者的逻辑，“公仆”是什么决策也不能做的，做什么决策都可能形成对“主人”的越权。

    无论在政治逻辑上怎样为政府和百姓、权力和权利定位，对公共事务缺乏热情的百姓，实际都类同于“松散的土豆”。“诤言奖”实际是为“松散的土豆”注入了参政议政热情，至少，它是一种善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