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社会进步是累积的，是一点一滴积累的过程。吴宓上世纪40年代和何炳棣谈话就表达过一个意思，他认为中国近世以来的改革，一般规律是“左胜右败”，但历史常常证明失败的一面更有远见。这些年中国高校的改革，很为人关注，不过大家偏重制度变革，有时候对一些细节变化会感觉不到，其实细节的变化才是真正变化。 毕：最近听说葛剑雄先生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我以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虽然葛剑雄先生的职务变化，有相当多的个人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个私人事件转化成公共事件，至少在分析这个变化时要保持信息完全对称。葛先生无疑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不离职，对单位的后来者肯定有影响。葛先生的退休年龄，因为他的职务关系，肯定和一般的教授不同，如果他在政协有任职，在通行的退休制度中是会有一些优势的。我们早说过，在中国高校中，解决人文学科教授的退休问题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从职业角度讲，现在青年就业如此艰难，教授退休年龄后延，无疑会加大这方面的压力。再说，中国高校不流行以社会声望评价教授的习惯，一旦所有人文学科的教授退休年龄后延，在实际工作中是很难操作的。但人文学科有特殊性，特别是历史学家，学术成熟和退休年龄间有一个同时到来的现象。一个好学者过早退出职业化的学术研究领域，至少对职业体系来说是有大影响的。 梁：现代社会的一个矛盾是健康条件变好而退休年龄提前，在大学中这个矛盾以后可能会更突出。干部制度不能搞终身制，但终身教授东西方都有。因为干部随时都可以有，但教授不可能说有就有，至少在严格的意义上是这样，混职称者另当别论。 毕：像葛剑雄先生这样的学者，如果我是复旦大学的负责人，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让他离开复旦大学的。因为他的社会声望很高，这个声望由专业而来，但不是所有的专业学者都能有他那样的社会影响。说俗一点，以对一个大学的广告效应而言，一个葛先生创造的影响不是用广告费可以计算的。 梁：现在葛先生从他原来所在的专业部门退出了，但复旦比较高明，让他出任图书馆馆长。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闲职，其实，这个职务在中国传统学术习惯中是声望的象征，具体工作并不重要。传统社会里地方上的图书馆馆长，必由当地负有声望的学者来做。这个传统的消失只是近几十年的事。在中国老大学中，图书馆馆长一职也是以学术声望为重，专业要求次之。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来后，其实有相当的专业性，但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凡与学术相关的事业，习惯上要由学者来负责。所以复旦让葛先生做图书馆馆长，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其他高校如果爱护自己学校中有声望的学者，也可以向复旦学习，对学者来说，不要过分强调他们的退休年龄。与权力相关的职位才需要周期性转换，教授可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毕：学术传统中，有些好习惯还是要慢慢恢复起来。现在有一些名牌大学越过学历约束，从社会上吸引人才，这都是进步的表现。其实我们平静下来会发现，中国大学近来多受人批评，主要是过度行政化。其实一个专业领域的人才，系主任一眼就能看出，何必加大成本来选择呢？中国学术传统中，凡自学成才者，从经验和事实判断，通常都有过人之处，钱穆、梁漱溟、罗尔纲、沈从文等等均如此。凡自学成才者，至少能保证对专业的兴趣，这是学术界的常识。 梁：中国老大学中人文学科的聘人习惯，从来都有制度约束，也不是不重学历，这点上我们稍有中国高等教育的常识就可以明白，因为这是管理的常态。但中国学术的好习惯中，也确实有英雄不问出处的经验。顾颉刚找钱穆的时候，顾是正牌北大出身，胡适帮助罗尔纲、沈从文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出身，他是中西学历学位全有。这些人首先是有高尚的学术品质，然后才是学术眼光。 毕：现在高校的习惯是越有学历的人越看重学历。其实真有本事的人，对高校在人一生教育中的真正作用会始终保持清醒。没有学历的人看重学历，无论从经历还是心理分析，多少还有一些道理，因为自己没有嘛。如果一个真正有高学历的人，还把学历太当回事，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