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先是因为香港本土的通俗文学太盛，它建立在内地排斥鸳鸯蝴蝶派的基础上。因缘际会，造成金庸、梁羽生、李碧华等香港通俗文学“反攻大陆”，因为内地通俗文学比较稀缺，所以它就引人注意。

    还有，我们平常开玩笑说，搞不了古代搞现代，搞不了现代搞当代，搞不了当代搞港台，我自己就是从“现代”到“当代”再到香港，比起其他学科它的学术含量似乎相对不足。与此同时，香港也有一批南来作家，在香港也一直辛苦在写。这些作品在香港很难出版。比如香港风云、几代资本家等等。《台港文学选刊》有时选这些东西，这些基本属于适合内地需求的、批判现实主义味道很重的作品。

    第三个原因，香港的纯文学不像内地有作家协会、资金资助，现在虽有艺术发展局拨款，但始终没有铁饭碗，没有人能靠写作生存。

    香港文学的主线，一个重要人物是刘以鬯，他在上海时就跟端木蕻良、徐讠于等一起做过文学。到香港以后，他是一个连接上世纪40年代，连接五四传统与香港新文学的桥梁。他的代表作是《酒徒》，在60年代第一次用意识流手法。刘以鬯后来主编《香港文学》。

    跟刘以鬯同时代的就是昆南，已经70岁了，留个长头发，穿着牛仔裤，是个老嬉皮，但他很认真，生活很低调。他自费出版的小说《地之门》非常好，他的意识流比王蒙还精彩，在某种程度上比《酒徒》还好。

    这一代以后，下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西西。西西背后有一个团体叫“素叶”，是一个自费的同人团体，集合了十几二十个作家，西西是其中的佼佼者。“素叶”一直是香港文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跟西西同辈的还有也斯，又写诗又写小说也弄评论。差不多同时期的还有钟晓阳，年龄比他们小很多，他的作品表面上像通俗文学，其实有文学内涵。这些人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

    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黄碧云、董启章。董的书都是台湾出版的，《天工开物》差点得了香港2006年首届“红楼梦文学奖”，最后奖还是给了《秦腔》。黄碧云是很感性的作家，跟王安忆、朱天文、朱天心一辈。再往下，谢晓虹、韩丽珠……有的在报社做编辑，有的读研究生。

    代有新人，这些严肃作家一直没有中断，他们没有掌声，没有鲜花。黄碧云在香港，不会像王安忆在上海，不会像铁凝在北京。她还得自己工作，做律师，她的创作是业余的，最多就销2000本。但他们很严肃，写得很认真，这就是香港纯文学的现状。

    我认为从长远来说，香港的纯文学不会大发展，也不会消失。偶然得了奖，拿了一两万，能抵什么用呢？像西西的作品，越来越少，年纪也大，身体也不好，现在退休了，小学老师，钱很少。我跟她见面，就约到最便宜的咖啡馆。对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报纸专门纪念《我城》发表30周年，可是作家本身清苦得要命。香港稿费很低，你要维持一个香港中学教师的生活水准，一个月要写十多万字。所以搞纯文学的人一定是业余的，专业写作就一定是写畅销作品。

    有一年，我想收集亦舒和李碧华的小说，这个《香港短篇小说选》也就印一两千册，没想到她们很高兴，还老来问你那个出版了没有。现在是我和黄子平在合编“三城记”的香港卷，每两年一本。我们在编2004~2005年的，香港三联出的，简体字版是上海文艺出的。香港三联会一直出下去，在香港销到2000本再印，不亏本了。但其中1000本是台湾卖掉的，台湾也希望看到规规矩矩的香港文学。

    内地出版社如果愿意出香港文学精选丛书，选10个作家，每个人选一本，很有价值，也还是有销路的。黄碧云在香港都能销到2000本，在内地不能销到5000本吗？你销到5000本你就不亏本了，对不对？

    我想指出最重要的一条，香港这些作家不像内地主流作家，有那么多社会光环、有赚钱的需要、不甘寂寞等等。他们从来都寂寞，他们从来都没热闹过，所以也不存在不甘寂寞的问题。

    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奖金3万~5万港币。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双年奖两个候选人是刘以鬯和金庸，最后给了金庸。平心而论，代表香港的作家应该是金庸，劳苦功高，应该在文学史意义上给予肯定。后来很多人也拿过这个奖，西西也得过，到了今年我们已经找不到什么大名人了。评委通常是以香港的为主，请一个内地的，有时一个台湾的。内地去过的有苏童、王安忆、莫言。

    此后，“香港文学”就变成了一个Hot Topic（热点话题），真正有香港意识的小说是从西西那代开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叫《我城》，这是具有标志性的。

    香港最近几年的文学里以情色、情欲、都市现代派手法、女性主义、都市忧郁的、讨论人性的居多……政治的东西在小说中慢慢淡去。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和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