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香港经济从低谷走向起飞的重要转折阶段。刘登翰还记得，香港大学文社在1975年主办过一期“香港文学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1980年8月，有内地背景的《新晚报》召开“香港文学三十年”研讨会，“开了原先互少往来的有着不同背景的文人促膝一席的新风。”

    1982年5月，第一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在暨南大学召开，“台湾并没有作家来，但香港却由曾敏之先生带队，有海辛、彦火、陶然、梅子等人，大家相处很愉快，常常谈到夜深。”

    1984年，梅子带队的七八位香港作家又来厦门大学参加第二届“台湾香港文学研讨会”。1984年秋天，刘登翰第一次去了香港，“我刚去，人家说你不要当着一个作家的面提另一个作家，他们可能有矛盾。”

    第一次香港之行，陶然陪刘登翰参观了学者型作家、诗人也斯（原名梁秉钧）与一位女画家的诗画展。刘登翰受也斯之邀于次年出席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香港文学研讨会”，在会上结识了刘以鬯等香港知名作家。

    也是这一次，刘登翰初识诗人余光中，“上海诗人辛笛也去了，余光中很尊敬他，请我们去他家里玩。”余光中是1974年8月至1985年9月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的，“这十年，住在中文大学别有天地的校园，久享清静的山居，饱饮开旷的海景，是我一生里面最安定最自在的时期。回顾之下，发现这十年的作品在自己的文学生命里占的比重也极大。”在离港前夕，余光中写了一批关注香港前程的诗作《别香港》、《香港结》、《过狮子山隧道》、《香港四题》等。

    也是在1985年那次，在时任《良友画报》主编的古剑和香港三联书店编辑舒非两位同乡的引荐下，刘登翰去香港艺术中心拜会了“外来作家”施叔青。施叔青1945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上世纪70年代末又随丈夫从美国到香港定居。早在台湾，施叔青就享有文名，她是华文文学界著名的“施家三姐妹”之一，她的姐姐和妹妹分别是作家施叔女和李昂。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和《寂寞云园》）被认为使她“跻身于香港最重要的作家之列。”

    自1984年后，刘登翰“差不多一两年就去一次香港”。1994年去香港岭南学院做4个月的客座研究时，刘登翰对香港社会和香港文化界有了较深入的了解。那时，他1993年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在海内外获得好评，香港三联书店的梅子和舒非便建议他写《香港文学史》，后因故搁置。

    1995年秋末去澳门大学讲学时，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曾敏之和副会长犁青专程拜访，约请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以迎接“九七”回归。为此，犁青专门成立了香港作家出版社来出版《香港文学史》。印尼华侨犁青曾应邀参加建国十周年庆典，“中间很长时间没从事文化活动，80年代后期到香港定居把生意交给孩子做，开始投资文化事业。”为了赶在回归前夕出版，时年64岁的犁青“自己一个人排版，一个人校对”。

    回顾香港文学，刘登翰寄望未来：“十年来，香港又有一批文学新人崛起，希望文学世代的更替，能化解历史遗留的矛盾”，“一个有着丰富历史内涵、以都市文化为特征的香港文学的繁盛时代一定会到来，香港一定能出大作家和大作品。”

    刘登翰，福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华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