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成都也制定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确认了转包、租赁、互换经营和入股等4种流转方式。这些改革举措被专家称之为“将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土地革命”。（《重庆晨报》7月2日）

    “三农”问题是全国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土地”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比如，由于土地承包权分散，所以难以进行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由于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开发利用常常带有破坏性；由于承包的土地无法转让，很多农民被“绑”在农村，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牵制了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统筹发展……因此，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此，国家不断提高农村土地承包的期限，直到30年。但30年毕竟还是有期限的，很多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作为以统筹城乡发展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和成都率先开始了尝试。重庆市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都市确认的4种方式，都给农村土地的流转打开了一个“口子”，为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创造了可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便利。因此，重庆和成都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不容否认。

    不过，这次改革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首先，此番所谓“土地流转”，其实只是土地“承包权”的流转，而不是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仍然是村集体，承包者承包的只是一个时期的经营权。土地承包期最长也不过30年，那么二三十年后怎么办？这显然是个未知数。而这种不确定性，将影响承包者的长远规划，和持续的投入。对于转包方的农民来说，这种有期限的转包，也是一种“牵挂”，使他们不能够彻底离开乡村、融入城市。实际上，由于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这种承包权的转移早就在农村出现，只是没有制度化而已。

    要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要在农村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恐怕还是要明晰农村土地的产权，即把所有权落实到农民手中。很多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保障，如果农民卖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就会失去保障。其实，土地的保障水平是很低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的逐步覆盖，这种保障的价值已经越来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