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1人死亡，2人失踪，6人伤势严重”的惨状，激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要求惩治凶手及其“后台”的呼声高涨。建设部部长迅速作出批示，标志着该事件进入官方的处置程序。通过对该事件的反思，笔者越发有一个浓厚的疑云：农民工为何缺乏集体自卫能力？

    透过新闻，从人数的力量对比来看，遭袭民工有将近300人，而行凶者的人数较为模糊，但肯定不会超过民工人数，民工在人数上并不吃亏。但从装备上看，行凶者显然是有备而来，统一配备了精良的武装（洋铲、斧头、钢管、马刀），而民工却是在事出突然，毫无装备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就会给人一种错觉：民工仅仅是吃亏在装备上。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

    稍作思考不难发现，民工主要是吃亏在缺乏组织上。一般来说，民工都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仅仅存在工作的分工与合作，呈现一种松散的组织关系，并没有真正有机地组织起来。民工的罢工、讨薪等集体行为，都是一种毫无组织的盲动行为，缺乏系统性的策划和组织，对可能遭遇的袭击更无防备，因而，一旦遭遇暴力袭击，只能落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分析原因，民工的文化素质较低，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不具备组织起来的能力，应当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试想，假如民工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具备集体抵抗暴力侵害的潜在能力，“东源民工遇袭”之类事件，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吗？几乎可以肯定，一旦实现暴力能力的均衡，民工集体遇袭或受虐的事件，必将大为减少。这远比法律事后的惩治更及时，也更有效。

    从长远来说，提高民工的文化素质，为民工普及法律常识，使之具备自我保护能力，尤其是有组织的集体自卫能力，是实现事先防范的必然选择。同时，这还意味着“农民工”将升格为“产业工人”，更为深刻地融入社会主流阶层，因而也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政府与其加强事后惩治，不如采取更多的主动防范，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帮助民工成立工会组织，加快提升民工的素质和组织化，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均衡，以更好地保障社会总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