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绪祥找到他们时，44岁的雍中扎巴和弟弟正为一家寺庙制作一座3米高的铜佛像。看着兄弟俩灵活多变的打制技术，唐绪祥“眼睛都直了”。

    “你是想偷师学艺，回老家开加工厂的吧？”雍中扎巴停下手中翻飞的榔头，打量着这个身材不高、一头卷发的男子。

    这样的问题，唐绪祥已被问过无数次。他只好细细解释，自己如何先在拉萨找到雍中扎巴正在修缮佛像的3个同乡，又如何在他们指点下，辗转坐了1个星期汽车，从拉萨找到昌都的嘎玛乡纳耶村。

    每年寒暑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这位副教授都像这样，独自一人，带上本子、笔、相机，以及几大盒治疗拉肚的药，一路边走边打听，直到钻进云南、贵州、西藏某个偏僻的小村庄。与艺术家通常的采风不同，他并非随意走走看看，而是目的明确：寻访民间顶尖的手工艺人。

    在雍中扎巴家里，唐绪祥住了一个星期。藏族兄弟俩的祖传技艺、传艺体制等等，都被他悉数记录下来。他还意外发现，纳耶村附近有3个毗邻的村庄，一个全是银匠，一个全是铜匠，一个全画唐卡！唐绪祥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激动不已，连忙赶去寻访。

    “我就是个银匠兼铜匠！”在清华美院的工作室，唐绪祥摆弄着几十种大大小小的金属工具，调侃说。在他身后，雄浑朴拙的人物雕像，造型精巧的现代首饰，刻满古老纹样的银器，摆满了整个工作台。

    唐绪祥的民间艺人寻访之路开始于19年前。那时，他刚调到北京服装学院工艺美术系工作，负责金工艺术专业学科的建设。最初，为了教学需要，他感到有必要向民间手工艺人学习一些传统技艺。

    当时想法很简单：旧时宫廷里需要大量的锻造和錾花工艺，最优秀的工匠都为皇宫工作，按照传承关系，他们的徒弟徒孙应该居住在北京。

    他于是走访京城各大工艺美术厂，四处托人打听，结果却令人失望至极：不仅没访到一位顶尖匠人，而且他发现，仅仅几十年的功夫，这些曾经无比绚烂的金属工艺似乎已经在这个大都市中消亡了。

    心痛之余，唐绪祥琢磨，在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工艺是不是应该保存得更好？他选择去西藏寻找。

    那是1998年的寒假，唐绪祥坐了几天几夜的大巴，独自一人找到一个叫河坡的地方。那是康区西部白玉县的一个乡，地处金沙江东岸。唐绪祥早就听说，河坡是宋代为藏军打造武器的地方。村村能造佛具法器，户户能打藏刀马鞍，在1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河坡藏族金工艺术风格。

    一到当地，唐绪祥果然发现，年轻男子几乎人人身上佩有一把藏刀。而那上面刻画的纹路，居然是典型的唐代卷草纹样式，一点都没有改变。

    “圆润丰满的造型，流畅飘逸的动势，疏密有致、主次分明，满铺珍珠地纹构成特殊的肌理效果。”他不由啧啧赞叹，“这是唐代金属工艺装饰的一大特色，在唐宋之后就使用得很少了，居然能在西藏找到如此完整的保存。”

    唐绪祥欣喜若狂，他摸着这些古老的纹样，就感觉像是摸着“文化、工艺传承演进的历史轨迹”。不由分说地，他塞给一个小伙子1000元钱，“强买”了他佩戴的藏刀。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只有相对隔绝才能避开历史的冲击。雪山冰川、深谷高峡、湍流大江，是河坡传统金属工艺得以延续千年的特殊条件。”他庆幸自己找对了地方。

    不过，保存了古老工艺的雪山、高峡和大河，却也阻断了唐绪祥回京的道路。离开河坡时，刚巧赶上大雪封山，所有的长途车停运。学校开学的日子眼看快到了，他急得火烧火燎，多方打听之后最终找到一辆送信的邮车。为了让司机能捎他一程，作为交换条件，他不得不替司机把几大麻袋的信件和邮包装上车。

    在海拔将近5000米的高原上，这位大学教师扛在肩上的大麻袋“好像重若千金”。“我干得眼冒金星。”他笑着回忆当时的狼狈。

    回到学校后，他决定将自己在藏区看到的那些蕴涵着丰富历史价值和工艺价值的民间传统工艺，引入教学。他对自己说：“应该把这些传统技艺记录下来。”

    在这个国家，制作精美的首饰一度曾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遭到抵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又开始恢复戴首饰。但那时，人们对首饰的喜爱并非因为审美，而是因为贵重金属的保值，因此很不讲究设计，“是块金疙瘩就行”。

    但现在不能满足于此了。“这件事半个世纪没有做，该是做起来的时候了。”唐绪祥思忖。

    然而，唐绪祥发现，社会发展太快，自己前几年寻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时，那里的姑娘们还穿戴着美丽得令人眩目的民族服饰，等到他几年后再度前去搜集整理资料时，已满眼都是牛仔裤、高跟鞋了。

    “民族文化消失的速度快得让人心痛。”这碰触了艺术家敏感的神经，他感慨，“传统艺术是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东西，在我们这一代断了，是犯罪！”

    他去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频率加快了。每到一处，他通常先向当地文化馆打听哪里有最顶尖的手工艺人，有时却并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好在他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先问哪有银匠或铜匠聚集的村落，再到那里去打听谁是公认最顶尖的。

    刘永贵就是这么被唐绪祥发现的。在贵州台江县施洞镇一个传统的苗寨里，65岁的刘老汉做了一辈子银匠活。他的祖父、父亲都是银匠，唯一的儿子也学了这门手艺。当地苗家的女人们戴满精细的银饰，每个姑娘出嫁，都要准备一套银首饰。而这么一套首饰，就够刘永贵忙上一年的。

    现在，他被唐绪祥请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首饰实验室。和他一起被请来的，还有水族银匠陈师傅。虽然同样来自贵州，但两人制作银饰的技艺却大不相同。在这幢现代化的美术学院大楼里，两位老人叮叮当当地凿着古老的纹样。

    这两位老银匠，是唐绪祥选中的“手艺最好的民间艺人”。一般水平的匠人他“根本看不上”，刘老汉跟唐绪祥玩笑道：“唐老师，你的眼睛那么毒，你站在旁边，我的锤子都不知怎么敲哩！”

    可唐绪祥却极其认真地说：“我要拜他们为师。”他还鼓励自己的学生向这两位老匠人学习。在两位老银匠一片清脆的敲打声中，总有年轻人围住他们，问这问那。

    不过，学习的目的却并非为了“继承传统”。唐绪祥的理念是，学传统并不意味着复制传统。

    “相反，我一直要求自己和学生做最现代的设计，”他解释，“向传统学习技艺、技巧、思考方式，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再让它自然而然地流出来，这才是学习传统的目的。”

    “每个时代民族风格的总和构成传统，我们的义务是要形成我们的风格，融入历史。有了这个意识才能做本分的事，而不是硬把传统扣到头上，穿在身上。”

    与两位老银匠展示传统技艺的首饰实验室同在一幢楼内，清华美院的学生毕业作品正在展出。作品展上，唐绪祥的一个学生，设计了一套由银和乌木制成的首饰。巨大的项圈和戒指，黑与白的强烈对比，冲击着参观者的视觉，造型夸张前卫。另一名学生则制作了一组錾花作品。唐绪祥讲解说，錾花是种传统工艺，但这组作品从纹样到立意到结构关系，体现的却完全是最现代的理念。

    这位副教授很为学生的创意感到骄傲，站在作品前，他面露微笑，咂咂嘴：“现在的小孩子，谁也不知道脑子里想的什么！”

    下个月，两位老银匠就要返回家乡。至于是否会再请来其他民间艺人，则要看学校是否能继续拿出这笔经费了。

    经费始终是困扰唐绪祥的难题。这几年，每次到偏远地区寻访手工艺人，唐绪祥几乎都是自掏腰包。若是带研究生去做论文，则还要为学生支付费用。

    这位清华大学的副教授曾经3次申请国家的相关项目，填了无数表格，写了许多材料，却一次都没成功。“有关部门还没有意识到民间手工艺人的重要性。”他无奈地说。他从未想过依靠一己之力能够“保护传统文化”。“我做不到”，他摇摇头，“我只能靠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

    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去寻访那些民间艺人。他已初步计划好，从明年开始，用3年时间，访问最顶尖的藏族、苗族、白族工匠各两至三名，他将为他们记录、拍照、摄像，最后整理出书，将那些行将消失的民间技艺，一点点记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