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洪田村党支部书记邓文山和30位村代表一起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分山到户，均林到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保住祖宗留下的山林，才能造福父老乡亲。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洪田村就像当年的小岗村一样，正在揭开一场伟大变革的序幕。从此之后，中国逐步摸索到了一条林改的路子。

    14年分得21块钱

    洪田村是福建中部山区普通的村庄，在23218亩土地总面积中，耕地只有1017亩，山地却占了18908亩。可以说，村民要想富裕、要想发财必须抬头上山。然而，由于此前的政策限制，他们要想从山里头得点实惠那可不容易。

    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集体林区实行“取消木材统购，放开木材市场，允许集体和林农的木材自由上市”的政策。不想，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乱砍滥伐的“拔大毛”现象，致使森林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随后，中央不得不发出“加强森林资源管理的”指示。

    此时，福建则坚持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的做法，三明市更是率先在“三定”基础上，按照“联产承包，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原则，进行林业股份合作制改革，在全市1347个有林行政村建立了村林业股东会。

    “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是一项伟大的实践，在保护了集体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之后获得了森林存量资源的稳定。同时，通过落实生产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管护者的积极性。”福建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说。

    不过，好景不长，问题很快就来了。在股东会制度架构下，林业产权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林权逐渐掌握到少数村干部手中，一般林农的收益被侵占。洪田村村民童庆才说，从1984年到1998年的14年间，他总共才分到21块钱。然而，按照规定，林业股东会应该将其收益的70％用于分红。

    “名义上人人有份，实际上集体林变成了干部林。干部的吃喝、补助、补贴都从林子来。老百姓肯定看不过去，于是开始盗伐盗采。”福建省永安市委书记江兴禄说。

    的确如此。在当年的洪田村，胆大的白天砍，胆小的晚上盗，其他村民觉得吃了亏，也纷纷参与乱砍滥伐，连大年初一晚上都有人摸上山去砍树。很快，盗伐从个别人发展到专业队，各路口设放风人员，揣着传呼机，一发现有情况就打“444”，没有情况就打“666”。

    村委会老主任赖兰亭回忆，有一次他和村干部一起去堵盗伐者，一晚上没有回来，他老伴打着火把四处找。“见到我的时候，老婆子号啕大哭，害怕我被人打了，害怕我出事。”

    由此，矛盾激烈可见一斑。

    下决心分山

    看着一片片秃了的山岭，终于有一天，邓文山和赖兰亭想出了个法子：分山！这是一个不容易下的决心。因为当时上面没有红头文件，市政府和镇政府也不能明确表态支持。“领导说，你们洪田村可以带头试一试。”按邓文山的理解，这是对他们想法的默许。

    1998年5月，洪田村开始进入改革的前奏。此后的4个月内，这个村先后20多次召开村委和村民小组会议，商讨到底怎么处置山林才好。起初，大家各抒己见，意见根本无法统一。反对分山的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部分村干部，他们认为，林子分了，可能会导致乱砍滥伐，更会导致村财政的崩溃；二是是那些盗伐专业户：山林要是分了，再盗伐人家得拼命。

    会议整整开了两天，屋子里汗味烟味弥漫，人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八成以上的与会者赞成分山。洪田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分山到户的村庄！

    对于村民童庆才来说，这无疑是个大喜讯：“山还是那座山，但却成了我家的山！”

    金山银山进农家

    林改10年，穿过205国道的司机们发现，沿线的永安市洪田村变了样。全村森林资源总量从9．6万立方米增加到11.8万立方米，增长了23％。“过去造林，一锄头一个坑，树活不活听天由命。现在不同了，这山、这林子都是自己的，大家把山当田耕，把树当菜种，挖大坑，下基肥哩。”村民们乐呵呵地说。

    下田的下田，上山的上山，上班的上班，村民们忙起来了。过去的“三多三少”不见了。“三多是乱砍滥伐多、歪风邪气多、上访闹事多，三少是公共设施少、财政收入少、勤劳致富少。”赖兰亭说，当时永安农村流行的话是“要致富偷砍树，一夜成了万元户”，“不喝不赌白白辛苦，敢偷敢抢黄金万两”。

    如今，村民的劲儿都往自家山上使了。2006年，洪田村人均纯收入5800元，其中林业收入占了3000元以上。由于平均每户有1．5个劳力从事林业生产，因此，这个村富裕水平的提升，具有共同性。村民童庆才说：“过去娶个媳妇不容易，现在城里姑娘愿意嫁到洪田村！”还有一些本来办了城市户口的老乡也开始回迁了。

    洪田的星火很快传遍了永安，继而传遍了八闽大地。本报福建永安7月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