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德风（1906~1980）湖南新邵人，翻译家，曾任复旦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译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历史著作史》。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1960年2月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由于年代久远，书卷早已残破不堪，但在发黄的纸页上，无数红笔修改过的痕迹却依旧醒目，让人由衷佩服修改者的用心。

    而在40多年前，这本书也同样让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大吃一惊”。当时，该书正式出版之前，编辑将校订本寄给作者谢德风，让他再做一次修订。但寄回编辑部的这本厚达682页的大部头里，几乎每一页都留下了谢先生修改过的印记，连标点符号和“的、地、得”这样的小地方也不放过。

    在那个年代，这本代表希腊古典史学最高水平的历史著作，在谢德风手里，第一次有了中文译本。后人评价：“他为处在小黑屋里的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能望见爱琴海的窗口。”

    由于一生翻译的书稿多属世界上古史范畴，很多版本又是古拉丁文字转为英文，他尽可能多地找来古代地图和历史文献反复求证，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以至很多地方的注释字数超过原稿。这甚至促成了一个巧合：谢德风一生的三部重要译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和《历史著作史》，问世时间都间隔了整整16年。

    “学风严谨，不计成本。即使到今天，国内还没有哪个译本能够超越谢先生的水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任责任编辑、商务印书馆外译组副主任王明毅说。

    这个一生操着家乡土话的翻译家，竟从未出过国。少时，他从乡下进入省城的雅礼学堂。由于从未学过英文，每天晚饭后，谢德风便到喷水池边大声朗读，一个学期后，已是一口漂亮的美式口语。

    这些巨著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翻译出来的：抗战期间，他在借宿避乱的平房里进行翻译。头顶上常有日机轰炸，他仍找来许多英文报纸译成中文，戏称曰“练笔”。“文革”时，白天被造反派拉出去打扫广场，晚上依旧笔耕不辍。甚至，他患肺病过世的女儿安葬于岳麓山的当天，他依旧没有停止翻译。

    对待书本里的上古史，谢德风近乎虔诚。然而命运对待他的个人史，却像开了一个随意的玩笑。

    1978年暑假，“文革”结束已近两年，外孙女谢湘曾前往长沙看望谢德风。尽管事先早有心理准备，这个70多岁“反动学术权威”的容身之地，还是让她“惊讶万分”。

    这是长沙郊外的一个小山村。沿着细长的羊肠小道爬上半山腰，他的住所是一间10多平方米的土坯房。房间的“墙壁”是糊上泥巴的竹篾。谢德风每日花一角钱，雇一个农民从山下给自己挑一担水。夏日夜里蚊虫叮咬，他就用水将身上打湿，在昏黄的灯光下埋头翻译。

    除了床之外，屋内唯一的摆设，是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面堆着一尺多高已经发黄的稿纸，以及遍布其上的密密麻麻的小红字，这便是日后出版的上下卷共四册、长达130多万字的译著《历史著作史》。

    谢湘回忆，即使在那样困苦的环境中，她也从未见外祖父流露过愤懑或是无奈的情绪。能吃上一碗牛肉面，他都会“像小孩一样”乐得合不拢嘴。谢先生最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只要给我一支笔一本书，我就能安静下来。”

    谢湘曾问外祖父：“你犯了什么错？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他们说我上课时讲‘流氓故事’，什么才子佳人，神仙鬼怪……”谢德风笑眯眯地看着她，“可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历史不应该是枯燥刻板的，它本就应该由各种生动丰富的表情组成。”

    尽管已时隔20多年，但谢湘说，自己怎么都忘不了外公脸上“永远的笑眯眯的表情”。她摇摇头，轻声叹道：“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外公的心里始终有一堵‘隔离墙’，保护着他，深深地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

    1980年12月9日，谢德风的两种“历史”一起走到结局：那天下午五点，小女儿下班回家，发现他坐在书桌前，右手握着一支黑色钢笔，左手旁是一瓶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头低垂在写得密密麻麻的译稿上，他已经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