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团中央少年部组织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少先队工作者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安徽省合肥市。已被国家11个部委倡导在全国推广的留守儿童工作的重要模式之一——安徽省肥东县“留守小队”，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兴趣，并由此对留守儿童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研究。

    在当天的现场观摩会上，“留守小队”雏形的创始者——曾获第十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称号的肥东县第四中学初一学生谭海美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并引发热烈讨论。

    2005年2月，父母都外出打工、跟着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的谭海美还在读小学，寒假里，孤独、无助的她和同村的小伙伴一合计，10多名留守孩子自发组成了一支“留守儿童小队”，大家不仅一起学习、互相辅导功课，还一起玩耍，帮助爷爷奶奶干家务活，组织捡拾废品，开展环保小调查、读书比赛等大家都感兴趣的活动，尽管父母不在身边，但有了“留守小队”，大家感觉生活比过去充实了很多。

    随着2005年10月谭海美当选“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并被评为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物”，谭海美和“留守小队”很快声名远播。团肥东县委抓住这一契机，在广泛调研和认真总结孩子们创造成果的基础上，完善机制，加强组织，迅速在全县试点推广“留守小队”。目前该县已有“留守小队”1100多支，依托少先队和学校的支持，每个“留守小队”都配备了专门的辅导员，90％以上的留守孩子都参与到“留守小队”的组织活动中。一直负责对此项工作跟踪调研的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永告诉记者，众多量化的对比研究数据表明，实行该项工作一年多以来，留守孩子们在学习成绩、性格和情感方面的落后和缺失现象已得到根本的扭转。

    除了“留守小队”，全国各地类似的实践和探索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肯定。比方说，四川省简阳市推出的视频亲情电话，通过高技术手段弥补了留守孩子和家长的思念之痛。再比如说，湖南省政府拿出10亿元，用于解决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经费短缺问题，使众多留守儿童能在寄宿制学校得到老师和同学的更多关爱。四川省政府拨出专款500万元，设立留守儿童工作专项资金，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团组织从事这一工作的经费之缺。

    但是，无论这其中的哪一种模式和探索，也都是利弊互现。

    比如说，在留守儿童还没有因为家庭功能缺失造成性格、学习障碍的较早时期，寄宿制通过有规律的学校管理、教师的帮扶和有保障的校园生活，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体现补位功能，效果较明显，但一旦留守儿童的各种障碍业已形成，效果就不会十分明显，并且伴随着一些地区初中阶段辍学率的上升，其功能和效果自然终止。

    当前寄宿制推行的最大问题还有学校建设资金的落实，像湖南省那样的大手笔目前还不多见，而据专家们的初步估算，全国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大约需要6000亿元。资金的落实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财政的共同支持，并鼓励各种社会资金的投入。当前，一些地方在政府资助不到位的情况下，采取家长自愿的方式筹集寄宿制学校的工作和建设经费，但因收费政策亮红灯屡屡被处理，安徽铜陵一所寄宿制学校前后两任校长因此被免，显示出这一问题解决的急迫性。

    代理家长制和“留守小队”模式的作用已经有目共睹，一个整合社会资源，使留守孩子的学习生活开始有了新的依靠，一个借助少先队的组织形式使孩子们在共同活动中弥补情感缺憾，但两种模式同样存在着规范管理难、活动安全管理难、经费保障难的问题。据初步估算，两项工作在全国普遍推开，“留守小队”每年的经费约需1亿元，代理家长制每年需要约3亿元，但目前真正能落实经费的地方屈指可数。

    我国著名青少年问题专家陆士桢教授说，当前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已进入到攻坚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是父母与孩子的疏离，由此进一步明确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最大程度、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支持留守孩子恢复因父母远离而丧失的家庭功能。

    陆士桢指出，为接近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的是观念的更新，即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不仅是解决了一个可能影响未来社会稳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提升儿童福利水平，帮助孩子协调与周围的关系，还原“原生态家庭”，这才是真正的以儿童为本，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工作出发点。

    我们不能仅仅将儿童看成是怜悯、救助的对象，而应努力通过实现儿童在团体中互助，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