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的过程，我建议国家应该建立机制，对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者进行合理补偿……”7月9日在国家发改委的大礼堂，演讲者綦树利在国家发改委青年经济研讨会上，提出了自己大胆的设想。此时，国家发改委10余名部级领导，正在台下全神贯注地听着这位年轻人的见解。据介绍，近几年，凡是进入国家发改委系统的青年人，每年都有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青年经济研讨会，把自己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考与部级干部们交流。（《中国青年报》7月11日）

    以往，我们更多习惯于“问计老同志”，从他们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这没有错，但与此同时，社会对于年轻人的智力汲取明显不足。多数单位，年轻人来了之后，不论什么事情都是“末座相陪”。干活是你的责儿，说话没你的份儿，偶尔说出几句“出格”的建议，得到的往往是“年轻人，少说大话”、“不要好高骛远”之类的批评。这既造成了很多单位在活力上的缺乏，也造成了社会智力总体上的浪费。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断言，现代国家的强盛，必然是以大众民主为政治基础。延展而来，各个领域的昌盛，必然以大众全面地参与得到满足为基础。为数众多的年轻人，显然便是这大众中不可忽略的主体之一。不错，由于经历、阅历有限，年轻人的确有很多“不合实际”的想法，“不知天高地厚”常常是年轻人的“专利”——但凡事有利弊，正是因为没有经过“体制内”的打磨，没有打磨掉所有的棱角，年轻人在思想上才有可能彻底解放，屡屡冒出创造性的想法。勇气、智慧、果敢，素来与愣头、浮躁、天真如影相随。

    诚然，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在互联网领域大有作为的年轻人，也可以举出几个年轻的公司CEO，但从普遍意义上讲，大多数年轻的普通劳动者，常常居于有计无处施、有力无处使的境地。半个世纪前，作家王蒙一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轩然大波。或许正因为“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竟然引起多家单位“影射我们”的猜想。但时至今日，在经历过那个特殊的“年轻人做主”的时代之后，我们一些单位，尤其是等级分明的政府机关，是否又回到了从前，滋长出了一些年轻人是“异类”的老毛病？

    一些单位非但缺少“问计年轻人”的姿态与智慧，甚至在快节奏的工作之下，也失去了对年轻人培养的耐心。当按照成年人设计的教育架构经历了十数年的“学习”之后，大学毕业生们揣着毕业证准备大显身手之时，面对的却多是“只招录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之类的招牌。有经验当然好，锻炼成熟了用起来当然顺手，但经历过诸多打磨总算成熟了的年轻人，还能想出“年轻人”的计策来吗？

    国家发改委在这个问题上难得的清醒：国家发改委各个司局加上直属机构大概有60多个，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和领导们面对面地交流，可是年轻人又有很多不受拘束的思想火花，怎么创造机会给年轻人展示才华，同时也为选拔年轻干部奠定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有了国家发改委从2000年起设立的这个“青年经济研讨会”，既让年轻干部充分表现自己，也让领导从青年人大胆的设想和思考中获得有益的信息。

    窃以为，这样的认识与做法，应该成为各机关、单位的表率。甚至说，不仅仅是这样的单一渠道，更多“问计年轻人”的渠道应该畅通起来。不仅局限于各个部门内部的认识，还需要通过人事组织制度上的建构，令“问计年轻人”成为一种机制，继而成为多数单位的习惯。

    “家有众小，亦是一宝”。有了“宝”不能充分运用，无疑也是人力、智力上的一种浪费。当部委一个“青年经济研讨会”成为一条新闻，并由此生出许多感慨时，可以看出，在“问计年轻人”方面，社会做得还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