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资本家在英语中可指两种人：一是，19世纪末靠掠夺天然资源贿赂政府官员，操纵证券市场等手段致富的美国资本家；二是，十二至十三世纪的现德国境内的一些要过路费的贵族们。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贵族还洗劫经过自己领域的商旅和船只，甚至绑架人质。

    不管是哪一类，野蛮资本家的共同特征就是，经济上有一定的实力，政治上有一定的背景。他们甚至可能获得“红顶”帽子。他们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普通民众的利益，只要所得能够大于给官员的行贿费用，野蛮资本家的“事业”就会越做越大。当然最终有可能越来越多的官员来索贿，行贿费用就会远远大于资本家的所得，利益链条就可能显得脆弱甚至崩溃。

    有人也把Robber Baron 翻译成强盗式资本家，这种译法更加直截了当，但衣着光鲜、开着好车的这些资本家往往难于一下子与强盗等同起来，所以这种资本家显得更加隐蔽一些。

    郑筱萸案件中暴露出来的不法药商，就是野蛮资本家，无需赘言。而报道并不算多的河北杨树宽案，更是把野蛮发挥到极致的资本家。

    杨树宽案发前被当地人称为“知名民营企业家”，他拥有一家叫华云集团的企业，产业涉及矿产、肉制品、服装。有关报道说，杨树宽经常以资金紧张为名找唐山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借钱，如对方不借，他便带着枪，开着装甲车到企业示威。几年来他以这种手段向几家企业敲诈了数亿元资金。河北省公安厅的通报表明，目前已查实这个嫌犯集团寻衅滋事案15起，非法拘禁案1起，聚众斗殴两起，故意伤害案3起，其他违法事实11起。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杨树宽之前是唐山市政协委员。

    有人可能会说，“官商合作”其实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甚至在公共管理学上，近年PPP（公私伙伴关系）更是受到推崇。这种模式要求在一些公用事业，如医疗、城市供水中，在保证政府的基本供给之外，引入竞争和私营经济加强效率。在美国等地，也有大量的企业家进入政界。有了商业管理的背景，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的水平更高，政绩斐然。

    但是，这些“官商合作”并不是“官商勾结”。从政府的属性来看，它的存在第一目的就是为了公共服务，因此公平优先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效率问题往往最后就会制约公平的实现。而私营机构，其存在的第一目的大多为利润。如果没有利润，不用过多辩论，它自然就得消亡。因此，私营机构的效率优先也是注定的。而要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官商合作，官私合作确是行政管理的首选。

    但是，官商勾结就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商人以一定的利益行贿官员，换取更大的利益。比如矿山的执照发放，金融机构的牌照发放，数量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完善的招投标机制，或者官员自称需要个案审查，牌照往往就不是价高者得，而是“有关系者”得。于是，官员和商人各取所需。损害国有资产，侵犯百姓的权益，这都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一些野蛮资本家获利不少，成为典范，于是更多的商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

    为何在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国家，当代“官商勾结”的案例显得少呢？就在于他们崇尚自由和个人管理自我事务。在没有明确的界定下，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的商业行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这种氛围下，市场是决定商业行为的第一要素，官员的指令无足轻重。而在我国，虽然从行政法的原则上看，也是法不禁止即可行，但现实中，行政官员对商业行为的约束无所不在。比如金融机构开设一个分支机构，在另一城市开设一个小的营业窗口，这些事项都得经过漫长的审批。虽然这些管理名义上都是为了安全、百姓的利益。但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各种违法案件也并不少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不多。

    在官商勾结这个问题上，板子首先应打在官员身上。要消除“野蛮”资本家，还得清除过多的政府干预，放松经济管制，还商业于市场。

    自古以来，有恶官，奸商，没有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