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东升，水光交映，岸上苇穗如白烟，湖中小船灯光闪耀若明星……”关于贝加尔湖的这段美丽文字，并不是出自某一篇游记，而是出自黄文弼的科学考察日记。

    这些“用蓝黑墨水书写的小五号字”，写在各种式样的小本子上，装满大半个木箱。因为行色匆促，它们有的在零下10多摄氏度迎着风沙骑在骆驼背上写成，有的“在荒原的月光下”完成，以至字迹潦草，不易辨认。

    1927年，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奔赴甘肃、新疆进行考察，黄文弼是中方唯一的考古学家。日记记录，出发时，“同人皆鼓掌相送”。

    这场被近代科学史认为“无论怎么评价其作用都不为过”的考察，过程坎坷，条件恶劣。南方人黄文弼因为身子弱，入秋就早早披上了皮衣。而3年后，当刚过30岁的黄文弼带着满满八大箱珍贵文物回到北京时，一口牙齿几乎全部掉光。尽管如此，翻阅他的考察日记，除了“备历艰辛”这样一些简单概括，很难看到稍许详细的描写。这与同事、晚辈口中倔强好胜的评价，十分吻合。

    这股好胜和倔劲儿在科学考察中留下不少记录。在科学考察途中，这个年轻人“将古代中国的文献装成6个木箱随身携带”，而瑞典团长斯文·赫定则干脆叮嘱他的同事们，不要把悬赏奖励的机制告诉他，否则他“一定会在新疆发现一座古城”。

    他虽然从不关心政治，但是一遇到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立即严正地对外国人表达意见，甚至不惜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外国队友既佩服他的博学，又对他的脾气有些忌惮，对他的看法“总是敌人的味道多了一点”。

    不过日记也保留了这个倔强得有些顽固的人内心的情趣。他花大量笔墨记录途中的趣事。队友丁仲良在拜城时，每到无聊，就去店家看鸽子，他不但记下来，还特意写诗印证。而他对沙漠夜色的描写，也往往用“如婴儿坠地”这样的生动语言。

    在后人印象里，黄文弼是个干瘦老头儿，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总是踯躅独行。他和家人关系并不密切，而只热衷工作。但是只要有年轻人向他请教学问，他便从不吝惜时间，不知疲倦地长谈。

    他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人”，甚至有人认为，在黄文弼之后，中国的考古学才“逐渐发展形成为一门学科”。作为自学考古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黄文弼的考察日记对专业之外的事，无论“岩石土壤、山川气候”，还是宗教民俗等，都不惜笔墨。后人高度评价了这些关于社会经济以及民族关系的史料，认为它们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才得以留存下来。

    时至今日，有研究者慨叹，当西方考古学在中国建立流水线、“批量生产”科班人才时，他的这条将考古、历史、地理、宗教等学科相结合的道路，已经显得有些“不正宗”。

    这些“不正宗”的文字，与整个考察团一起，一度被忽略。考察团被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接收”，但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据说，许多学者都是从国外文献上才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而发起这次考察的北京大学，其校史上竟然对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一字未提。

    历史以两种方式对黄文弼和他的同行者们进行了嘲弄。

    一方面，他历尽千辛万苦进行的考察，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他也因此被批判，被抄家，身心严重受损。这个前半生对政治十分淡漠的倔人，有时会把年幼的孙子叫到房间里，交流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体会。此时，他精神已开始失常，指着墙上贴的语录侃侃而谈。

    另一方面，当年黄文弼为“监督外人、考察科学”而横穿大沙漠、考察古城，这种游历，在当下俨然为一些新潮青年所崇尚。甚至，在有些年轻人眼中，他被理解成“孤胆英雄”式的人物。曾有一位青年来到黄的后人家，打量完房屋四壁，然后开始表达对他“侠义精神”的景仰。

    他的遗著终于开始被人重视了，但“他的某些方面，似又不为一代新人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