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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组名为《矿难！矿难！》的雕塑群像，都是一件真实得令人不安的作品。
在一堆散乱的煤块周围，10多个真人大小的矿工塑像或站或坐。有人正掩面痛哭；有人笼着手，呆滞地望着远方；还有人盯着手中不多的几张钞票，身边还站着一个挺着大肚子、披散着头发的“婆娘”……橙红色的矿工帽，和满脸黑色煤灰中透出的眼白，构成了这个场景中唯一的亮色。
这些“生者”身边的景象，有着更为巨大的视觉冲击力。3个“伤者”躺在废旧的门板上，扭曲身子，伸长脖颈，大张着嘴，仿佛正在承受剧痛。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瘫坐在地上哭天抢地。旁边一个小男孩低着头，手抱皮球，不知所措地看着濒死的父亲。不远处，6个“死者”静静地躺着，被墨绿色的裹尸布裹得严严实实。
从2007年4月28日首次展出至今，无论在哪儿，这组雕塑都会激起一些波澜。在一个画廊，它们曾吓哭过几个来看展览的小孩，孩子的父母气势汹汹地找到主办方和作者要“讨说法”。在北京某处一个广场布展时，因为有上级领导来视察，那几件死难矿工的雕塑被当地的管理人员禁止展出。一个前去采访的记者，带回了几张印有这些雕塑的图纸，便引来家人的惊呼：“你怎么看这么吓人的东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是想让人受到惊吓。”这组雕塑的作者张建华，对记者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坏笑。这位38岁的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硕士宣称，自己要用这样一组作品，“反映出最为真实的矿工生活，讲述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部分人正在承受的苦难”。
在过去的两年中，为了体验生活，这个留着一脸络腮胡子的雕塑家假扮成矿工，断断续续地到辽宁、山西一带多个煤矿中打工。每到一处，他总会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找到“在煤矿里说得上话的人”，将自己安排进“相对安全”的矿井工作。
张建华和矿工们同吃同住，共同劳动。时间最长的一次，他在一个煤矿待了近1个月。他下过的最深的矿井，是在地下800米。最为艰苦时，他曾半蹲在只有约1.2米高的矿坑里，干了整整一天。上井后，他连腰都直不起来。“我只干了一天，可据我所知，那儿有些矿工，已经这样干了两年了。”他说。
他曾亲眼目睹周边一个煤矿发生的矿难。那一次，瓦斯泄漏引起的爆炸，将井下20多名矿工都“砸”在里面。当幸存的工人们把一具具用绿色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抬出矿井时，等待多时的亲属们便围拢上去，哭声响成一片。从那时候起，那些瘫坐在地、披头散发的矿工妻子，和站在父亲的尸体旁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都清晰地印在了张建华的脑海里，最终变成作品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除了遇上一次小面积塌方，被石头擦破一块皮之外，张建华自己并没有碰到过矿难。而最为惊险的一幕却反倒发生在地面之上，当他用相机偷偷拍摄矿难后抬出的矿工尸体时，被煤矿老板的打手们发现。他被几个彪形大汉狠揍一顿，相机被没收，幸亏“保人”来得及时，他才得以脱身。
这段外人看来颇为惊险的经历，张建华却觉得理所当然。“我要用雕塑来讲述这群人的故事，不接近他们，不去体验他们的生活，怎么行？”他抖动着一脸的络腮胡子，调侃道，“反正我身强体壮，又长着一脸蛮样，也不会有人怀疑我的真实身份。”
的确，当张建华摘掉眼镜，穿上矿工服，戴上矿工帽，在脸上抹上黑色颜料，然后躺进《矿难！矿难！》的展览现场，完成一次行为艺术时，很难有人能一眼区分出他和周围的矿工塑像有什么不同。平日里，他总穿一件对襟布褂，斜挎一个帆布包，大脚上套一双拖鞋，走起路来“叭叭”作响。
这种草根性来源于他的出身。张建华在河南省商丘市一个农村长大，自幼喜欢美术。但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打工来赚取大学的学费。1992年，张建华第一次到北京，便陆陆续续做过很多工作：批发过烟酒，开过小饭馆，当过建筑工人，在高空中擦过高楼外墙的玻璃，甚至，他还当过医院的护工。
随后，他参加了中央美院内部的考前学习班，同时开始给雕塑圈里的老师打工，做助手。从那时起，这个农民出身的雕塑家，便以“对草根阶层的写实主义”，在圈内开始崭露头角。
2003年，张建华第一次向世人展示的作品《庄塘村》，便让自己河南老家村民们的生活状态，闯进人们的视野。
这是一组被文艺评论家们称为“贫困，肮脏，冷漠，愚钝和无望”的艺术形象：有喝得烂醉，趴在自己的呕吐物上不省人事的乡政府会计；有儿女外出打工，孤独躺在床架上，盖着破棉絮，只露出一张蜡黄色脸的老汉；有靠在院墙上，晒着太阳打哈欠的退伍兵；还有腆着肚子霸气十足的村长……
有艺术评论家撰文写道：“张建华的作品，讲述了当代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开始的进程中，一个底层社会的重新形成，以及底层社会人民的存在状态和生命质感。这为当代艺术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人道主义视角，而这个视角，在近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中正在逐渐消失。”
这样的艺术选择，对张建华而言似乎是一种必然。“农民是我最为熟悉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质朴善良和贫苦落后互相交织。”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真实再现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形象。”
而也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催生出了《矿难！矿难！》。从2005年起，张建华开始注意到媒体上连篇累牍的矿难报道，他四处搜集描述矿难的照片、视频、文章，并开始了近两年时间的体验生活和艺术创造。
“关于矿工和矿难，已经有了很好的艺术作品——小说、电影、话剧、油画等，但是，我却没有发现好的雕塑作品。”张建华解释说，“如果雕塑家们都无视这些苦难，我认为，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说是一种耻辱。”
如今，张建华以这种独特的“关注底层的苦难现实主义视角”，得到了圈儿内的充分肯定。纽约、柏林、阿姆斯特丹、巴黎等地的艺术中心纷纷向他发来展览邀请。国内一位著名艺术家也曾考虑过做一些关于矿难的题材，但看到张建华的作品之后，便完全放弃了这个打算，因为他自觉“很难比张的作品更真实、更质朴、更触目惊心”。
在市场上，张建华作品的销路也不错。他最贵的一件作品，已经卖到两万美金。虽然不愿意透露具体的数字，但他的收入，“起码能承担起”那间数百平方米的工作室每年20多万元人民币的房租，并供养失业在家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
根据张建华的统计，他作品的购买者中，80％左右都是外国人和居住在香港、台湾的中国人。张建华把他们定位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现实的有钱人”。这些人中，有跨国公司的老总、名作家、导演和一些文化人。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目击者说，曾有一家名牌汽车中国总公司的总裁，头一眼看到张建华的作品，便一把抱住它，用蹩脚的中文喊道：“这是我的！”
但无论是《庄塘村》，还是《矿难！矿难！》，这些被誉为“中国版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作品，似乎都很难得到普通中国人的认可。
两年前，张建华与一家美术馆合作，将《庄塘村》系列作品放进北京某居民小区，却遭到了居民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丑化农民”、“低级趣味”、“恶心”、“污染环境”……一些居民甚至采取了推倒、砸坏雕塑的过激行为来阻挠布展，并和张建华发生了肢体冲突，活动仅持续了1个小时便草草收场。
不久，在北京一所高校内的展出也不例外。大学生们用矿泉水瓶和臭球鞋来“欢迎”这组作品。校报一位评论员把雕塑形容成“一群乞丐”，并质问张建华道：“中国的农村地区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你为什么不展示那些？”
“这个物质时代，楼里门对门都不说话，有几个城里人愿意去了解农民生活？”张建华说，他对这样的隔阂并不感到意外，“我并不在乎有多少人能够接受（我的作品）。我只是个讲故事的人，至于人们怎么看待，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
继《矿难！矿难！》之后，张建华现在把目光移向了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群——底层妓女。他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大致的操作方案，但必须暂时向外界保密。“免不了还要去体验生活。”他一脸坏笑，“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不干。”
警察、吸毒者、小市民……种种职业和社会角色，如今都已经纳入张建华的工作计划中。这位年近不惑的雕塑家显然有着很大的“野心”：“我要用雕塑来讲述中国99％的底层群体的故事。你要相信我，这一辈子，我总能把它们做完。”
照片：雕塑作品《矿难！矿难！》一角（中间黑衣躺倒者为张建华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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