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翰·C·伯纳姆看来，科学记者恐怕是世界上最为“臭名昭著”的职业了。

    这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颇为心痛当下科学新闻报道的现状。在对美国200多年的科普史进行梳理后，他更加坚信了这一看法。

    在去年发表的专著《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中，伯纳姆教授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不仅如此，他还得出一个耸人的结论：“在大众层面上，科学实际上已经被迷信打败了。”而这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便是科学记者。

    现状显然令这位美国医学史学会前主席不满。除了“苍白无力”、“支离破碎”等贬义词外，他毫不吝惜对科学新闻的轻蔑嘲讽。比如，“在确立报道项目时，媒体操纵者完全沉溺于他们的个人偏见和商业利益”；“媒体赢家往往是那些最上镜的或能说会道的，或者是两者兼备的，或者是那些跟媒体最合作而不典型的研究人员”；“一句话，新闻标准支配着所有的科学普及”。

    在伯教授看来，西方新闻学标准对科学普及的支配是迷信的温床。由于追求“人咬狗”的轰动效应，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被新闻记者冷落。同时，科学新闻大多讲述一个个孤立的事实，并且在报道中忽略了事件的科学背景，这更使得科学本身在大众层面上和巫术无异。

    事实上，伯纳姆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如同初次合作的探戈舞者，科学家和科学记者的关系总是很微妙：彼此都希望跳出激情的舞蹈，却总因为不合拍而扫兴。

    科学标准和新闻标准的不搭界，几乎是我每次采访都会头疼的问题。稍微问一点背景式的问题，就难免招来鄙视：“这些都是××学的基本常识。”一旦成稿，以专业眼光来审视，得到的评价又往往是：“形象倒是形象，不过不够严谨。”

    一位科学新闻人评论：“很少有报人真正对科学感兴趣，除非这个发现能治愈正在发生的癌症。这就是所谓的‘火箭——手术刀’情结。同样，也很少会有科学家对新闻报道真正感兴趣，除非该事实是用数学拉丁符号表达出来。”

    不过，伯纳姆也知道责任不全在记者头上。随着科学学科分类的日益细化，原本和记者并肩作战的科学家，逐渐退出了科学普及的阵营。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19世纪，中学教科书的作者主要是一些重要的“科学人”——通常是学院或者是大学里各个学科的专家。在20世纪中期，至少还会出现一些作为合著者的科学家的名字。而在这之后，几乎没有著名科学家参与其中了。

    据此，作者悲观地指出，大众虽然与科学接触日益频繁，却与科学本质渐行渐远。因为他们能够接受到的，只是被记者或媒介（如教育机构）拆分为碎片的科学内容。而这些内容，没有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那么它就与迷信没有什么区别。

    然而，这本号称“美国科学与迷信战斗史”的著作，并没有花多少篇幅来讲述迷信。中文翻译过来的“迷信”一词，也远非我们印象中的跳大神、求签拜神活动，而是指一种缺乏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思维方法。

    出身精神病史学家的伯纳姆，显然没有学会“讲故事”的本领。近乎400页的书里，零星可见几个案例，且大都语焉不详。一如科学工作者的严谨，他大量使用了统计数字，并层层递进。同样的，由于专业限制，他的科普史主要集中在公共卫生和心理学方面，而对于自然科学的其他方面，少有涉及。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缺少了科学家这一舞伴，科学记者在普及科学的舞台上，早已力不从心。《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一书译者、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钮卫星坦言，在中国，科学能不能普及甚至需不需要被普及都成了一个问题。

    危机感颇重的伯纳姆，在书中怀念科普曾经的美好时光：“在维多利亚时代，像法拉第、赫胥黎和廷德尔这样的科学大家，并不觉得带着确信写一些能够指导读者的简单真理有损他们的尊严……法拉第和赫胥黎的笔下能创作出意味深长的著作的关键，是他们对人类的可教育性抱有坚定的信念。”

    《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美］约翰·C·伯纳姆著钮卫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