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各级团组织“做东”，邀各路大牌名导明星加盟，演绎时代青年“风流”的青年题材主旋律电影近年来慢慢走入公众视野。但是，也因此“闹”出不少动静。

    2007年7月18日，辽宁盘锦。

    电影《丛飞》在沈阳一位记者的帮助下，得以在丛飞家乡盘锦举行东北地区首映。此时，距丛飞去世已15个月，电影杀青也已超过一年，但这却是《丛飞》第二次公开与观众见面。“没有文件不能组织观看，院线收益至今为零。”制片方只得期待社会各界伸出爱心援手，通过捐献的方式得到《丛飞》的“爱心拷贝”，以此推广影片。

    2006年12月，云南大理。

    为配合“西部计划、志愿者精神”宣传应运而生的《志愿者》开机。该片前期通过网络海选演员、征集影片片尾歌歌词和志愿者吉祥物、开通博客记录影片进程等活动进行大规模宣传，却引发争议，被公众质疑“借志愿者名义炒作”。

    2006年8月，北京。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影片《我的法兰西岁月》获得了第1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和“最佳新人”两项大奖。尽管如此，据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的冯潇楠透露，该片票房也不是特别好。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类型的电影拍得再好也没人看。”电影《丛飞》的制片人刘春晓的感叹，究竟是一部电影的尴尬还是这一类电影的尴尬？

    红头文件、当红明星、造势宣传……青年题材主旋律电影争取票房的“市场化”动作一样也不少，蓦然回首，社会关注度不高、市场回报不理想却是其背后共同遭遇的尴尬。拍出好看的电影是各方期许，想不出局就得打一手好牌，而青年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又到底该打哪张？

    红头文件：一纸引发的尴尬

    “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丛飞，我以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很感人。”

    提起电影《丛飞》，制片人刘春晓百感交集。这几个月里，为了《丛飞》的上映，她“头发都快急白了”。

    去年4月，感动中国的“义工”歌手丛飞去世后，丛飞生前的好友刘春晓打算将他的故事搬上银幕。刘春晓一边去北京立项，一边通过团深圳市委拿到了《丛飞》的授权书。得知电影的拍摄计划，团深圳市委也颇为支持，还成为制片方之一。

    为了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刘春晓找来了她最满意的团队：艺术总监田壮壮、电视剧《渴望》的编剧李晓明、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第六代”导演扈耀之。这个制作班底让她对影片的艺术质量充满信心。

    “这是我第一次做公益电影，就当是做好事，当时也没想到要走商业化的路。”刘春晓简单地认为，影片完成后，相关部门怎么也会组织党员、团员和在校学生们看一看，可结果却有些事与愿违：制片方拿不到教委的文件因而无法享受“组织观看”，院线也不愿意为一部没有文件的主旋律电影特别安排档期。

    “接到这个片子时，同事就告诉我，没有文件的主旋律电影没有悬念，肯定会失败。”负责该片发行的冯潇楠告诉记者，这部前期投资500多万元的电影，目前回收的成本还不到1％，院线上映至今依然没有结果。深影联曾联系过《丛飞》方面，但合作的前提是有教委的文件。

    一张纸可以改变一部电影的命运？团中央网络中心主任曹东新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批文的作用正在弱化，还将进一步弱化。批文不起决定作用和主要作用。关键还是片子本身艺术水准要高，要能打动人心。这得益于多方资源的综合优化，光靠行政力量肯定不行。”

    “如果主旋律电影都做成像《拯救大兵瑞恩》那样，就不需要文件了。”冯潇楠说，“但目前来说，主旋律电影的出路只能是文件与商业的配合。片子质量的提高是必须的，但也需要政策的支持。”

    商业化：一场华丽的冒险

    就在《丛飞》忙于寻找文件和联系院线时，由北京飞雨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等单位制作的电影《志愿者》已开始在网络上征集吉祥物和主题曲，并在大学生中海选演员为影片造势。

    “不是你拿个红头文件来我就会上映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教授告诉记者，“院线其实非常清楚每年党团单位会有多少经费用在组织观影上，每年大概也就三五部片子能靠批文组织观看，院线自然会有商业性的考虑。”在有限的文件外，商业化成为制片方的另一选择。

    “明星牌”则是贴近市场最常规的打法。《我的法兰西岁月》中饰演诗人萧三的夏雨、《志愿者》的主演佟大为等青年演员，都是目前炙手可热的一线明星。“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大片来做，本子也是几易其稿，千锤百炼，整个可以说是大投入大制作。”曹东新告诉记者，《我的法兰西岁月》投资达1500万元。

    “电影和其他一般媒介不同，它首先是个消费品，没有人愿意花钱只为买宣传看，国内这类电影在创作观念上，首先要考虑到消费者的需求，要符合电影规律。”尹鸿教授这样表示。

    然而，对于这类电影主动“拥抱”商业化，公众却褒贬不一。

    “如果是炒作，请不要以‘志愿者’命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众的质疑声显得极为尖锐。对此，电影《志愿者》的总制片人李馨雨回应道，“炒作是一个中性词，它意味着一次有计划的宣传。拍摄这部电影的时间很短，不通过宣传，怎么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志愿者？怎么去推广影片呢？”

    李馨雨认为，一部电影如果只考虑艺术性和教育作用，而忽视市场规律和观众的需求，就很难获得预期的社会效应。“商业化的运作并不会影响影片的思想性以及所要传达的精神内涵，像好莱坞的《阿甘正传》就是在宣扬一种美国精神，可以说非常的主旋律，但它所有的运营都是商业的。”

    艺术性：一张永远的底牌

    传统主旋律影片的创作观念已经日渐式微，回避“宣传”，成为青年公益类电影的默契。“其实我一开始就想避开所谓的主旋律，只是想拍一个好看的电影。”刘春晓说。而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从一开始也定位成“不同于以往的主旋律的青春偶像片”。该片出品人、团中央网络中心主任曹东新解释说，“我们不能让50岁的人想本子，60岁的人来拍，再找30岁的人演，最后要20岁的人来看，这样怎么可能好看呢？”

    影片自身的艺术性始终是电影制胜的底牌，而现实中，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年题材主旋律电影的艺术性往往在行政和商业化之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至今刘春晓心里仍有个疙瘩。为了顺利拿到批文，刘春晓曾特意在片中加入了一组“拔高”镜头——躺在病床上的丛飞深情凝视着一面党旗。“尽管这个镜头拍得挺唯美的，但现在我挺后悔的，觉得有点对不起《丛飞》。”

    “我们的主旋律片子强调道德感，正义性不够。好莱坞电影也有主旋律片，也宣扬正面价值，但是它里面好人最后会得到快乐幸福，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而我们的片子里头，好人总是多灾多难。观众在里面看不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尹鸿教授认为，“这类青年题材的主旋律电影，如果能够宣扬主流社会价值，创作观念上符合电影规律，强调道德感的同时也体现正义性的话，还是有广阔前景的。”

    对于《丛飞》的困境，李馨雨这样表示：“一部电影不是以票房回收为唯一标准。《丛飞》的诞生，已经把这个人物提升了一个高度。被贴上主旋律片也好、主流艺术片也好，甚至时尚片、商业片等都不是很重要的事。青年题材主旋律电影的观众也是需要慢慢地培育的，慢慢改变观众陈旧的印象，不要急于获得高额的票房回报。这种类型电影的影响力可能更多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传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