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新京报》报道，“洛阳创建卫生城市调查：法官不判案上街捡烟头”。这样近乎荒唐的做法，自然是找骂。但在“创卫运动”的背景下，恐怕并不显得夸张。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一个机构的名称有些疑惑：“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我知道，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机构。把卫生和爱国联系起来，这一宏大叙事让人叹服。当然，这也仅仅就是一个称谓而已，延续下来，也无不可。如果一个人不讲“卫生”，恐怕你不能指斥他不爱国，一个地方卫生状况不好，恐怕也同样不能说他不爱国，这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今天，当是一个常识。倒是把卫生和爱国联系起来，让人觉得有些莫名所以。

    对一个人来说，“卫生”与其说是一种修养，还不如说是一种基本的素质，或者更直白点说，是一种“自爱”。不讲卫生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要影响到自身的健康，更让人难以接近，那无异于是“自绝”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所以除非是“孩子”，需要家长的监护，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如果还要别人念叨着要求他“卫生”，恐怕是一件很跌份的事情。

    不过，相比较于个人而言，我们许多地方还真是扶不起的“阿斗”，至少在“爱卫会”眼里是这样，所以便有了“创卫运动”。

    所谓不愤不启，不抽鞭子不跑。大凡运动，在中国语境中，总是与大哄大嗡相关联，历史上，我们的许多运动，在近乎豪迈的“粗放”下，不计成本，创造了不少“业绩”。但如果以当下的观点来看，是很不可持续的，也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运动失灵”不仅仅是现在的一种现象，一种心态，更是一种值得深刻反思的命题。

    一个家庭，如果脏乱差，自己都会觉得不舒心，所以，搞好家庭卫生，恐怕是不需要“组织”来督促，当然，对一些“小夫妻”的家庭来说，长辈如果看不下去，就不免批评两句，甚至亲自来帮忙的。对一个城市就不一样了，是市民生活的所在，上至市长书记，下至平头百姓，概莫能乱。如果“脏乱差”，老百姓自己都要骂娘的。一个“脏乱差”的城市，不仅不适合“人居”，还可能因为“形象不好”而不利于投资。在百姓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百姓们甚至可能据此会向政府发难。

    所以，一个不“卫生”的城市，实际上就是一个不自爱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的官员，要么是实在没有能力把城市卫生搞好，要么就是不把市民百姓的生活放在心上，要么，干脆就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情绪和态度。

    如果哪天，一个城市因“脏乱差”而遭到市民甚至人大代表的抨击，一个城市因脏乱差而导致负责的官员被迫引咎辞职，我看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是不是该对“创卫”这种形式，进行一下反思和纠偏呢？城市卫生好不好，到底什么才是“卫生”，是要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包括到过这里的游客说了算的，而不应该由某个机构来判定。

    卫生城市是“建”起来的，还是“创”起来的，我看答案是明摆着的。城市的环境、市容、秩序甚至品位，是靠精心设计、精心维护，一步一步地建起来的。靠“创”这种“运动”式的手法，固然雷厉风行，但在不计成本、压力并非来自市民的情况下，往往沦为一种官员“政绩”，也很可能是水过地皮湿。“河南济源市创卫后出现脏乱差，书记市长自罚千元道歉”（《大河报》7月18日）,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佐证。创上了，“居功至伟”，创不上，气急败坏，这算是昨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