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凝视着水面，喃喃自语：“能持续游动，说明精神头儿比刚来时好多了！”

    刘健，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处长。7月17日，这尾受伤的大型中华鲟被渔民从上海金山杭州湾水域用海蜇网误捕上来，送到他这儿。

    这是短短半年里长江口遇险的第四尾大型中华鲟。第一尾是在1月18日误入了渔民的鳗苗网，当时全身27处伤口，被送往保护区管理处抢救。5月2日、26日，又有渔民接连发现两尾全长3．2米以上，体重200多公斤的大型中华鲟尸体漂浮在水面上，其中一尾被螺旋桨打为两段，另一尾已经开始腐烂……

    这一水域，20年间从未有过大型中华鲟被误捕或伤亡的记录。今年这一异常现象，让刘健忧心忡忡。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物种，已有1．4亿年的历史，堪称“活化石”。成熟的中华鲟亲本每年7、8月间由海洋进入长江繁殖，入江后在江里滞留一年，于第二年10月前溯流而上到达产卵场。

    照此周期推算，成熟的中华鲟出现在长江口的时间应在7、8两月及10月至次年年初。5月发现的两尾已死亡的大型中华鲟，显然不符合通常洄游的时间档。

    6月初，刘健让同事检索从去年11月开始在整个长江流域遇难和误捕的大型中华鲟的相关媒体报道。发现被报道的3米以上中华鲟有10尾，除1月初那只被救活以外，其余全部死亡。刘健痛心道：“那真叫‘九死一生’啊！”

    然而，中华鲟的死亡记录还在攀升。6月14日和15日，象山连续发现两尾大型中华鲟死亡。7月14日，在南通的黄海水域，又发现一尾3米以上的中华鲟死亡。

    就在刘健为频频遇难的大型中华鲟忙得焦头烂额时，另一个让他忧心的信号出现了。

    每年10月至11月是生殖季节，幼鲟于次年5、6月份洄游至长江口的崇明东滩一带。这里江水平缓，饵料丰富，被称为幼鲟的“幼儿园”。在这里经过约4个月的“索饵育肥”，幼鲟完成了适应海水的生理调节，才会入海。

    然而，截至目前，长江口保护区的崇明临时基地今年总共才监测到15尾中华鲟幼鲟，而2006年采取完全相同的方法，监测到的数量为600尾，是今年的40倍。

    6月应是对中华鲟幼鲟的监测高峰。根据定期插网和渔民随机报告的双重监测方式，2005年6月，保护区总共监测到117尾幼鲟，占全年监测总数的78％；2006年6月共监测到499尾，占全年监测总数的83.2％；然而，今年6月中下旬,竟然没有监测到一尾中华鲟幼鲟。

    “如果用单一日子的统计比较，2005年一天最多监测到85尾，去年6月15日一天内监测到219尾，而今年最多的一天只监测到4尾。”刘健摇头叹气。

    事实上，今年全长江流域共放流了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幼鲟10万多尾，但在东滩却没有监测到什么踪迹。同期监测的中华鲟饵料生物资源量也急剧下降，较去年锐减了2／3。鳗苗、刀鱼、凤尾鱼等大幅度减产，蟹苗也未能成汛。

    种种异常不断显现，让刘健觉得事态严重：“尽管中华鲟资源几乎每年都在下降，但近期中华鲟的异常伤亡，和幼鲟数量剧减的现象，可能预示着长江生态环境到了一个‘拐点’。”

    有从事水产捕捞的专家告诉他，绿鳍马面鲀（俗称橡皮鱼）在数量锐减的前一两年，多年未见的大型鱼都上来了，很多人误以为是资源量得到了恢复，结果，捞完大鱼，就什么鱼都没有了。而著名的大黄鱼，也是在极度锐减的前一两年，渔民破天荒地抓到了不少大鱼。

    “难道大型中华鲟的异常出现，也暗示着同样的含义？”刘健很是担心。

    今年6月，长江口中华鲟保护区专门组织了专家研讨会，寻找导致大型中华鲟频频落难的“幕后黑手”。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中华鲟的死亡区域非常集中。除7月17日误捕的中华鲟在杭州湾水域，其余均在崇明越江大桥两侧。而5月份发现的两尾中华鲟死亡地点更是几乎相同，都在越江大桥东侧约2000米靠近长兴岛的水域。

    “5月2日发现的中华鲟尸体非常典型，是被拦腰切断的，小型渔船的螺旋桨切不断这么大的鱼，几乎可以肯定，巨大的施工船的螺旋桨才是凶手。”刘健说。

    整个长江流域，今年有据可查的14起中华鲟伤亡事故中，确定是被螺旋桨绞死的有6起之多。

    除去螺旋桨直接致死，水上在建工程也可能带来各种间接影响。一项由上海市水产大学教授杨红主持的“长江隧桥工程对中华鲟洄游的环境影响监测”调查初步表明，大桥桥墩让水流速度减慢，使中华鲟通过的速度随之放缓，这无疑增大了其被误伤、误捕的几率。

    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程家骅则认为，应该重视环境噪音对于水生动物的影响。“鲸类、豚类等水生动物都是靠声波来探路，并作出相应判断的。”程家骅说，而水上在建工程发出的打桩声、机械轰鸣声很可能混淆了水生动物的听觉，让它们“找不着北”。

    有专家认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目前，长江沿岸的滩涂湿地几乎被占用光了，从上游而来的中华鲟千里迢迢游到长江口，一路上很难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长江口的浅滩湿地无疑成了它们唯一的落脚地。

    “长江以前是弯弯曲曲的，流域里面有很多河汊，这些河汊就是湿地，孕育了生物的多样性。中华鲟在洄游的过程中，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饿了可以吃点东西。”刘健解释说，“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长江沿岸遍布着水中建筑，原有的湿地被破坏了，中华鲟没有地方休息补充饵料，加上航运增加，一路游来，中华鲟真是疲惫不堪啊。”

    据记载，1981年葛洲坝截流前，每年洄游到长江上游产卵的中华鲟超过3500尾。葛洲坝截断长江水道后，洄游的中华鲟只能到达坝下，开始的几年，撞坝而死的中华鲟不计其数。

    “后来，中华鲟在大坝下找到一个新的小型产卵场，可见这个物种的生存适应能力是多么强！”刘健啧啧感叹。

    产卵江段由原来的800公里缩减到7公里，产卵场数量由原来的16处减少到1处，产卵场面积仅剩0.4平方公里,产卵洄游的中华鲟数量随之锐减。然而，已经拥挤不堪的“产房”还在不断遭遇破坏。1996年产卵场内兴建长江大桥，2004年修建的大坝横穿产卵场核心地段。

    此外，宜昌多家企业直接将废水排放到葛洲坝下的中华鲟产卵场。极有可能导致中华鲟亲本死亡或不能顺利产卵，即使产下来卵，也会出现卵质量不高、孵化率低等问题。

    据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的资料披露，沿江城市500余个取水口不同程度遭受污染，普遍检出硝基有机苯、酚类有毒有害化合物，沿江污染带已达650公里。而这些，都是中华鲟从大海里沿长江洄游至葛洲坝2000多公里行程中所必须冲破的重重“雷区”。

    研究还发现，长江污染已使野生种群资源显现出令人担忧的衰退迹象，如野生中华鲟雌、雄鱼性腺发育退化，可受精时间越来越短，精子寿命原来有10分钟至30分钟，现在只有3分钟至5分钟，可受精时间原来超过1分钟，现缩短为10多秒。从近几年捕捞情况看，中华鲟雌鱼多，雄鱼少，雌雄比例悬殊，已经达到了18∶1。

    上海市水产大学教授杨红告诉记者，这一现象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很可能是多种因素长期累加后的集中显现。东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庄平教授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中表示，仅看一年的数据还不足以得出确切的结论，想得到较为可靠的结论，至少需要3年科学监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