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我刚刚出版第一部小说，就曾接受过《亚洲周刊》的访问。正是由江迅采访。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专业而又热情，有深度又深为敏锐。采访完，他曾让我继续保持大量阅读的习惯，并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孩子，不要被媒体和舆论左右。一般的记者在采访完了甚至会忘掉被采访者的名字，甚至不寄样刊。江迅不但寄了样刊给我，见到我时还能一眼认出我来（谁让我的形象太多变呢）。

    我们的认识也通过出版我第二部小说《长达半天的欢乐》的书商张小波。小波作为一个前诗人和小说家，接人待物都很犀利，我的小孩儿脾气经常惹恼他。可不知为何，每次见到他我还是心里一暖。江迅比小波要温和，他曾在某天请我吃过一顿不寻常的早饭。那时他在采访“两会”的繁忙空隙里挤出一个早上，请我在他住的宾馆吃早点。我都不知道为什么答应了这次邀约，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晨昏颠倒，那时正在写《红孩子》的最后阶段，常常是凌晨才入睡。那天说好8点半吃饭，结果9点10分我才来到大厅。在这之前从来没人请我吃过早饭。我到时江迅焦急地等在大厅，说以前就是等女朋友也没这么长时间。我算是领教了他们香港人的敬业守时习惯，原来他约我8点半吃饭是有理由的，因为他9点半就要去采访。我拿了一杯咖啡，只吃了两片面包。在早上是没有什么食欲的。后来开始抽一根女士烟。然后再抽一根。

    他看了我一眼，说，要不你在我房间休息吧，什么都别管。我去采访，你睡觉。

    我很困。双眼迷离。躺在刚换过白床单的床上睡过去，朦胧中像是做了几个梦。然后翻阅他放在地上的厚厚的两岸三地的报纸。从某张报纸上撕下一条新闻。题目是“首位女宇航员欲飞火星”。文章里说，“如果我有钱，我希望前往火星旅行。这是第一代宇航员的梦想，希望我能实现它。我已经做好准备，即使无法返回地球也愿意。”

    那天成为我记忆里的经典，尽管睡意朦胧。

    之后，他一直为邀请我们去香港书展而努力。从沟通时间到订机票，再到提醒我们不要误机（我还是误了飞机），简直是无微不至。到了香港，我才知道他工作的繁忙。他要接待他请来的所有作家，还要做到不偏不倚，简直累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每天只睡3个小时。他个子高高，长发长长，脸上刻着几道皱纹，眼睛里闪着善良的光。总是穿着方便易行的牛仔裤，简直像个小伙子。偶尔，我看着他，会想着《廊桥遗梦》里面的摄影师。他开玩笑说得给春树配个生活秘书，而且最好是男的。

    在香港书展期间，他负责了所有后勤，这次他又把他的负责发挥到了极致。每天我们约定的见面时间如果有谁迟到了5分钟，他就会严厉批评。我想在香港的短短一周时间里，我们每个都有点散漫的作家都学着靠谱了点。他很苦恼的是因为时间有限，不能随时陪伴每个作家。分别时，作家莫言发给江迅一条短信：“本是一枝健笔，却作着繁琐营生，辛苦，佩服！”如此理解他的苦衷，江迅说他看到这些字时，差一点就流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