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兰州市物价部门靠“限价令”应对集体涨价做法不同的是，重庆市物价部门在洗车行三次集体涨价过程中，从未动用过行政权力对市场价格进行直接打压，而是完全仰赖市场“看不见的手”，来化解集体涨价所带来的民生困局。

    两相对比，一个基本的结论是，对于市场问题，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要远胜于公权的强行介入。兰州市物价部门强行推出“限价令”后，牛肉拉面“只见拉面不见肉”的现象屡见不鲜。凡此种种，无一不说明公权强行介入市场，无论有着怎样的行政善意，也难免会起到适得其反的调节效果。反观重庆市洗车行集体涨价，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仅让价格归位，同样也让服务与价格相称。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对于市场问题，只有穷尽市场调节并无成效后，吁请公权干预或者公权主动干预才有合法性依据。事实上，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早已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进入门槛比较低，而且市场主体比较分散的行业，所谓的集体涨价不过是“纸老虎”，禁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以至于堡垒最容易从集体涨价的“同盟者”中被攻克。重庆市洗车行三次集体涨价均宣告失败，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诠释。

    其实，集体涨价并非洪水猛兽。对于集体涨价的“非法性”，不少人总是拿出《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款，即“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来进行指责和制止。兰州市物价部门在推出“限价令”时，就是以此作为合法性理由。但事实上，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解。因为《价格法》的这一规定，采取的并非“当然违法原则”，而是“合理分析原则”。也就是说，集体涨价行为并不当然违法，只有其在造成“损害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后果后，物价部门才有介入干预的正当性理由。

    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对于那些充分竞争的行业，试图以集体涨价的方式形成价格联盟，注定是商家的“致命自负”，价格联盟的“后院起火”以及消费者的用脚投票，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让价格联盟关键时刻“掉链子”，根本用不着公权提前介入干预。所以说，对于这样的“集体涨价”，还是慎用“价格联盟”的定性。

    要知道，法治之下的市场，从来都是防公权干预甚于防“价格同盟”。因为公权力不当介入市场不仅会在局部调控上适得其反，而且也会在宏观的法治建构上，肆意打开“制度缺口”。毕竟，穷尽市场自我调节无效后，公权才有介入市场的必要，这理应是法治的基本原则。